教育与自然：扎戈尔斯克实验的教训

安·德·迈丹斯基

摘要

本文在自然主义心理学与文化—历史心理学相互对立的背景下考察了在盲聋儿童身上形成人格的扎戈尔斯克实验。从前者的观点看，人的本质隐藏在其基因组中，人的多种多样的能力都可以归结为一组应对外部刺激的遗传“反应规范”。在文化—历史理论中，人的本质则被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卡·马克思）。

文化—历史心理学的奠基人列·谢·维果茨基断言，对盲聋儿童开展的实验工作能够揭示普通儿童的教育规律，正如在实验室条件下人工合成化学物质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物质在自然界中的形成过程。埃·瓦·伊里因科夫试图在扎戈尔斯克实验中辨认出人的人格在“自然”心理中诞生的时刻：人格诞生于以文化对象为纽带的交往过程之中。

• 本文是在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支持下完成的（项目 № 17-03-00160а：“整理出版哲学家档案中埃·瓦·伊里因科夫20世纪60—70年代未刊著作”）。

伊里因科夫把盲聋儿童不能在周围世界中进行探索—定向活动，视为心理完全缺失（“心理为零”）。他把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比作河流：这一过程从头到尾百分之百由文化的“地形”决定，而不是由水的化学成分决定。

在把人的人格内化、亦即“内长化”（维果茨基用语）进自然心理的理论中，共同—分担活动占据中心地位，首先是教育者与儿童之间的“实践性交往”（亚·伊·梅谢里亚科夫）。其目的在于培养儿童对文化行为的需要，以及独立地用文化对象行动的能力。

关键词：人；盲聋；扎戈尔斯克寄宿学校；文化—历史心理学；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亚历山大·梅谢里亚科夫；心理；探索—定向反射；文化；人格。

一、爱尔维修假说与关于“能力本性”的争论

法国哲学家克·阿·爱尔维修当年提出过一个即使以他的自由思想家朋友们的标准来看也相当大胆的观点：人不是生来就是人，而是变成人的。一切属人的东西都是后天获得的。人的人格没有任何一种特征是自然白白赐予的，绝对一切都由他人以及人们生活和行动于其中的社会条件教育而成。

“如果可以这样说，每个人的导师既有他生活于其中的政体，也有他的朋友、情人、周围的人、他读过的书，最后还有偶然性，即无数事件；由于我们不了解这些事件的原因及其连锁关系，便无法把它们指明。”[6，第327页]

这种对教育的开放性，这种依照任何模式行动、把自然和文化的任何力量变为自身个人力量的能力，构成了人的显著特征。人的生命活动不存在任何预先给定的、有限的尺度。

甚至人的身体也像雕塑家和陶工手中的黏土一样具有可塑性。从苏美尔人和埃及人到印加人，世界各地不同民族中都流传着用“雕塑”创造第一个人的神话。乔尔乔·瓦萨里宣称，由造物主塑造而成的赤裸人体形象是艺术的最高对象……

或许正相反，是人为自己塑造神？无论如何，爱尔维修指出，历史提供了成千上万个例子，说明人如何彼此塑造。统治者用法律这把刻刀赋予民众以高贵的人类特征：“正如雕塑家可以用一段树干雕成神像或长凳一样，立法者也可以随意造就英雄、天才和有德之人。可以举莫斯科人为例，彼得大帝把他们变成了人。”[6，第304页]

法国的那些“思想巨擘”没有一个赞同爱尔维修。人不是黏土！不能想把儿童塑造成什么就塑造成什么。人一出生便禀赋各异，有的少些，有的多些，有些人甚至天生就是天才。教育者的任务是辨认这些神赐的火花，使之燃烧起来，并像柏拉图教导我们的那样，把罕见的“金质”灵魂同“铜质”灵魂区分开来。卢梭会说，教育只是完成大自然的工作。《新爱洛伊丝》的作者断言，有人生来就适合认识最高真理，对另一些人而言，甚至识字也会带来危害。

狄德罗专门写了一部论著来驳斥爱尔维修的著作。这位《百科全书》的创立者夸口说，只要让我摸一摸一个人，我立刻就能判定他身上哪些是教育的结果，哪些来自自然。不过，他的全部科学论据归根到底只是确认了如下事实：人与人之间在气质、健康等方面的生理差异会影响人格形成。狄德罗得出结论说，天生彼此平等的只有庸才。

两个世纪后，启蒙思想家的这场旧争论再度激烈展开；这一次，扎戈尔斯克实验成了争论的缘起。

20世纪20年代，伊·阿·索科良斯基在哈尔科夫的研究实验室开始创立教育盲聋儿童的新理论和新技术。儿童首先学习与最基本生物需要直接相关的日常生活操作。教育者移动盲聋儿童的双手，向他示范动作模式，随后逐渐减少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的参与。最终，儿童掌握了完全自主行动的技能。这种方法¹后来被称为“共同—分担的对象性活动”，并成为扎戈尔斯克实验的基石。

盲聋儿童寄宿学校于1963年在扎戈尔斯克建成，由鲁利亚和索科良斯基的学生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梅谢里亚科夫主持。四年后的1967年，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伊里因科夫参与了这项事业。在他的文章中，这项实验被置于世界哲学和心理学的经验之中，其中也包括围绕爱尔维修假说展开的争论。

伊里因科夫同苏联第一流的心理学家交好，甚至参加了关于“能力本性”的辩论，试图评判阿·尼·列昂节夫与谢·列·鲁宾斯坦之间的争论[参见：10]。这篇手稿没有发表，看来也没有完成——或许是由于鲁宾斯坦去世（1960年1月）。伊里因科夫在这篇手稿中已经坚定地站在列·谢·维果茨基及其学派——尤其是阿·尼·列昂节夫和彼·雅·加里培林——发展出来的“内化理论”一边。

鲁宾斯坦最严肃的反对意见是：内化理论排除了人格的自主活动，根本取消了自主的“主体”。人的个体变成了“黏土”，变成了被动的材料。他的活动形式是由社会而不是由他本人创造的。个体从外部将这些形式“内化”。没有这些形式，他作为人就是零，是一块 tabula rasa（白板）。

狄德罗派的这条老论据在讨论扎戈尔斯克实验时还会一再出现。它曾经成功地反驳了爱尔维修，至今仍能说服那些看不出旧“环境论”与人格形成的文化—历史理论之间差别的人。二者的差别在于：文化的活动原则和模式、人的特殊能力，究竟是怎样具体地“内长化”（维果茨基偏爱的术语）进个体心理的——是现成的形式在自然“黏土”上的压印，还是观念形式在儿童与其导师的共同—分担活动中重新生成。

伊里因科夫写道，全部诀窍就在于“把儿童置于这样一种情境之中，使他不得不在其中作为‘自身’、作为主体而自行行动”[10，第69页]。导师必须培养儿童对文化行为的需要，以及独立地用文化对象行动的能力。内化理论的反对者——甚至鲁宾斯坦这样的学者——并不懂得这一“诀窍”；他们只把内化看成对现成活动模式的机械复制，看成普通的训练，而他们对这种训练的批评确实是正确的。

20世纪70年代，实验中的四名盲聋参与者进入莫斯科大学心理系学习，扎戈尔斯克实验由此得到广泛承认。对这一现象感兴趣的记者写了不少文章，其中一些人还介入实验参与者之间的私人关系，引发了一场尖锐冲突。那时梅谢里亚科夫已经去世，伊里因科夫也于1979年离世。

围绕这项实验的争论始于1970年的《自然》杂志。继伊里因科夫关于这一主题的第一篇文章[13]之后，编辑部刊登了著名生物学家亚·亚·马利诺夫斯基的“几点异议”[16]²。遗憾的是，此后争论的科学水准迅速趋近于零。德·伊·杜布罗夫斯基等人把讨论转入伦理层面，开始慷慨激昂地揭露实验结果的“伪造”、对手的“不道德”、寄宿学校负责人的“虚构功绩”等等。不久前，尤·弗·普夏耶夫还在《哲学问题》杂志上尝试从“长老帕伊西”与东正教会的立场评判扎戈尔斯克实验之争。现在只差把有思想的灵魂的诞生宣布为上帝的奇迹，这场争论就可以结束了……科学肯定也就此终结。

让我们看看，扎戈尔斯克实验对解决爱尔维修提出的人的能力起源问题究竟提供了什么。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先详细考察伊里因科夫提出的盲聋儿童人格形成构想。

二、创造人格

众所周知，文化—历史心理学的奠基人列·谢·维果茨基在其学术生涯早期曾打算从事盲聋儿童教育。他认为，同这些儿童一起工作能够揭示普通儿童的教育规律，正如在实验室条件下人工合成化学物质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物质在自然界中的形成过程。尽管矫正技术具有种种特殊性，教育过程的实质——它的目的、阶段和步骤次序——仍与健康儿童的教育相同。

维果茨基赞同索科良斯基的“悖论性结论”：教育盲聋儿童原则上比教育视听正常的儿童更简单。在前一种情况下，教育过程更容易引导和控制，儿童更专注于有待解决的任务，而且具有更高的“超补偿潜能”：缺陷可能成为人格发展的强大动力[参见：4，第75页]。这些优势的另一面，是盲聋儿童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受到限制。这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伊里因科夫赞同维果茨基的立场，并一再强调，盲聋儿童教育中的问题、原则和阶段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全部差别只在于教育者与儿童交往的技术。教育过程更费力，也更漫长，但同时要“纯粹”得多，因为偶然的、无关因素的影响被降到了最低限度。

“人的心理特殊性的形成过程在这里被延展在时间之中，尤其是在最初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因此，可以用‘时间的放大镜’来考察它，仿佛借助慢镜头摄影一样。”[13，第89页] 伊里因科夫利用这一点，试图辨认人格在尚未成为人的“自然”心理中诞生的时刻，亲眼看见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奥秘——人的“自我”降生的行为。

在这里，只有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才可能被看见。盲聋儿童的人格不会自行形成，而必须被人工塑造——按伊里因科夫的说法，是被“嫁接”进去。普通儿童通过模仿耳闻目睹的成人行为，从成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盲聋儿童则必须学习一切，不仅要学习思考和说话，就连微笑也要学习。最初，他甚至还不会做任何动物都会做的事：寻找水和食物，哪怕它们就在身旁，就在鼻子底下。在伊里因科夫看来，这相当于没有心理生活。如果盲聋儿童不能在空间中定向，不能寻找维持生命所需的东西，那就意味着他没有心理。教育者必须从零开始形成心理。

普通新生儿也没有心理。伊里因科夫有一次在遗传学研究所讲课时，把婴儿称为“一块肉”，意思是说，与其他动物不同，婴儿完全不能对周围世界中的对象采取行动。我们出生时拥有的全部东西，就是有机需要，加上保证体内新陈代谢的纯生理性、“植物性”功能。伊里因科夫把这些称为心理活动发生的“史前前提”。此时还没有“心灵”。最初的心理功能和形象，仿佛是在儿童的生命身体同满足其有机需要的外部对象相互作用时自行产生的。

盲聋儿童只有在教育者的帮助下，才能实现从植物式生活向动物式生活的过渡；教育者需要补偿形成心理的两个最重要的有机前提——视觉和听觉——的缺失。一旦教育者成功地促使儿童在周围世界中采取独立的、主动的行动，心理就在那一刻产生了。

嗅觉是盲聋儿童唯一的远距离感受手段。教育者逐渐拉开儿童身体与食物之间的距离。儿童学会循着气味向食物移动之后，教育者便在他的路上设置障碍（克服这些障碍时，触觉的定向功能会居于首位）。距离不断增加，障碍不断复杂化，但限度始终是儿童能够独立到达目标。

身体主动运动、触摸对象的过程中会形成外部环境的空间形象。按照伊里因科夫的看法，这种感性形象是心理活动的最初形式，可以说是心灵的胚胎。“对物的这些外部轮廓——无论是目标，还是通往目标途中的手段—障碍——的直接感觉，就是形象，就是心理活动的细胞形式，就是它的简单抽象图式。[…] 形象是物的形式，它作为由对象给主体身体的运动轨迹造成的那种‘弯曲’，印在了主体的身体上。”[14，第98、101页]

外部事物的第一个形象形成的那一刻，任何儿童——不只盲聋儿童——都获得了心灵。从此，他成为一只完整意义上的动物。在此之前，他的大脑只调节身体中的生理过程——呼吸、血液循环、消化等等；现在，大脑变成了控制身体在外部环境中移动和开展对象性活动的中枢，即开始执行心理的（定向的）功能。大脑过滤感觉之流，形成需要对象以及妨碍这种需要得到满足的障碍的感性形象，同时计算身体运动的最佳轨迹与能量。

下一个任务，是赋予心灵更高级的、人的特殊功能，把理性吹入其中，并让人格“居住”在动物心理之内。只有另一个人格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人的人格只能诞生于以文化对象为纽带的交往过程中。亚·伊·梅谢里亚科夫把教授日常用品最简单的操作称为实践性交往。问题在于，儿童像任何动物一样，一开始会把人的对象——勺子、便盆或肥皂——看成妨碍其满足自然需要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训练是不可接受的。必须让儿童获得独立地用文化对象行动的能力，更要培养他尽可能强烈的对文化的需要。教育者牵引盲聋儿童的手时，会努力捕捉儿童合目的活动的哪怕最细微迹象，以便立刻减小自己的引导力量。

“成人在形成独立行动时提供的帮助必须经过严格斟酌；帮助应随着儿童主动性的增强而减少。”[17，第302页] 梅谢里亚科夫的这一公式体现了教育文化行为的普遍原则。共同—分担的对象性活动展示了文化形式内长化（内化）进儿童的自然心理与“生理结构”的技术。

儿童的大脑切换到控制同他人的“实践性交往”的模式时，就变成了人格的器官。为了迫使大脑从事这项“加班”工作——它在生物学上并不合目的，而且常常要求限制和压抑身体自身的需要——就必须再次割断儿童的对象性活动，使先前获得的、像动物一样直接满足需要的经验失效。文化对象被放在断裂处；要掌握它，就必须迫使自己的身体违背自身形态而行动。最初只是直立起来，随后则要用勺子或一双细筷子处理食物。梅谢里亚科夫喜欢反复说：如果你成功地教会儿童使用勺子，那么教育其余的人类功能就只是技术和耐心的问题。

伊里因科夫的文稿中保存着六页《勺子之诗》，它描写了一个“平凡的奇迹”：三岁的盲聋女孩丽塔正在学习用勺子喝汤。“你们知道眼前发生着什么吗？人的自我诞生的奥秘。人的心理的产生。有时所说的‘心灵’的产生。不是‘苏醒’，恰恰是诞生。产生。关于人的心灵凭借词语的力量‘苏醒’的传说正在你们眼前死去。古老的福音书命题正在崩塌：‘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在这里一切一目了然：最初有的是……勺子。”[11，第251页]

可对于生物学家马利诺夫斯基来说，最初有的是基因。如果真是这样，人的人格便诞生于配子结合、即生殖细胞融合的时刻。在这一神奇时刻，父母把一整套能力交给胚胎。马利诺夫斯基认为，音乐和数学才能“更容易遗传”，巴赫家族和伯努利家族便因此产生；“文学天赋则需要更复杂的遗传前提组合”，所以作家通过性生殖把才华传给后代的机会并不大。

马利诺夫斯基没有告诉读者，究竟哪些基因组合分别负责哪些人的能力，也没有说明是否存在任何一种能力的遗传公式。在没有具体科学证据的情况下，他的论述不过是“准遗传学”——一种以现代科学之名提出的形而上学假说。至于教育过程中应当考虑儿童天赋的呼吁，则根本无法实行：要考虑的究竟是什么，无人知晓。

任何教育者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儿童的性别和年龄、气质、形态以及其他自然特征。伊里因科夫指出，在特定社会条件下，遗传而来的颅骨形状或肤色甚至会在个体命运中起决定性作用。一般说来，不能否认千百万种不同外部因素的影响——不仅有基因，还有“物理”和“化学”因素。人的行为，有时甚至生命本身，都取决于我们的饮食、恶劣天气以及从屋顶掉下来的砖头……

争论的不是遗传因素是否影响人格的生命活动，而是人格本身连同它的全部能力究竟在哪里萌生——在基因中，还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

马利诺夫斯基丝毫没有尝试用基因科学“本门”的范畴来解释音乐或数学能力。伊里因科夫则逐步描述了文化操作“内化”的机制；盲聋儿童正是通过掌握这些操作而获得相应的能力。

使用勺子的能力是通过基因遗传的吗？这是个荒谬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必须无条件相信，其他一切复杂千倍的音乐和数学才华都是遗传的呢？

先天的生命活动程序由身体自动执行，无须付出特别努力。比如，不需要教婴儿呼吸或吞咽乳汁。可是请看，人的身体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才能学会走路、说话、使用勺子或铅笔，并且几乎步步都要抑制自己的生物冲动——也就是说，执行社会向人的人格提出的普通要求。生命身体在抵抗，它不愿让人格进入自身，只是勉强才服从人格。

每一种文化能力背后，都有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分担活动；而在两者之间，最初站在教师一边的，是肉眼看不见的文化创造者的形象：勺子和铅笔、书写和计算的发明者，童话和诗歌的作者，最后还有教育的理论家与实践家——教师的教育能力实际上正是从他们那里继承而来。

一切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特殊属人的东西，都不是通过基因，而是通过人自己创造的对象继承下来。文化物品是人之为人的染色体。一切曾经生活过的人的劳动、思想和感情都铭刻在其中。人实际上可以把任何事物或自然现象变成一条人造的“染色体”，在其中储存关于其人格及其思维和行为程序的信息。每当一个人创造出对他人有用且可供他人使用的物品，整个 homo sapiens 物种的文化“基因型”就得到改善。创造这种物品，就是把自己实现为人格。

基因绝不会梦见这种传递遗传信息的结构所具有的灵活性、容量和力量。遗传密码的字母表只有四个字符；文化密码的字母表——字母与声音、音符与数字——则只受人的活动需要限制。我们相对于动物的优势由此而来：人的自由。人不是 DNA 分子的奴隶，而是“自然的自由民”（赫尔德）。人格的先天能力理论并没有比亚里士多德把人分为“天生的”奴隶和自由人前进多少。

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狄德罗与爱尔维修的争论完全可以解决。从维果茨基到伊里因科夫，苏联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已经为此做了很多工作。扎戈尔斯克实验在实践中展示了“内化”的文化—历史理论的力量。

但这场争论无法借助实验解决。伊里因科夫把扎戈尔斯克实验看作“experimentum crucis”（拉丁语，“十字架实验”），看作支持列·谢·维果茨基创立的文化—历史人格形成理论的判决性实验，这是徒劳的。马利诺夫斯基并未费多大力气，就从狄德罗和准遗传学的立场解释了扎戈尔斯克实验。

他的立足点，是把人的能力类比为对外部刺激的遗传“反应规范”。中国报春花的花朵在高温下变成白色，在低温下变成红色；同样，在社会环境中，同一种先天能力也可能发展成截然不同的人格品质。现实的人的人格永远是遗传“反应规范”同外部社会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

在马利诺夫斯基看来，社会是外部环境，是实现遗传程序的一种“土壤”；在伊里因科夫眼中，事情恰恰相反：人的身体连同其全部遗传“内含物”和“大脑构造”，是实现文化—历史程序的材料。身体也是“人工制品”之一，因为它是社会劳动的对象。当儿童用双腿站立并把勺子拿在手中时，身体本身便成了对象文化的一部分。这意味着“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格——掌握了身体。

对马利诺夫斯基而言，人的本质隐藏在其基因组中；伊里因科夫则追随马克思，把“社会关系的总和”视为人的本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关于人的人格本性的不同观点。扎戈尔斯克实验在两者的对抗中不是、也不可能是“判决性的”；它只是把争论集中到人格形成的一个特殊案例上，使争论变得更加尖锐。

任何实验都允许多种多样的理论解释，包括彼此不相容的解释。Experimentum crucis 是一个古老神话，卡尔·波普尔在20世纪又把它奉为旗帜。波普尔自己的学生伊姆雷·拉卡托斯却给“十字架实验”画了一个大大的叉。“根本不存在可以称为判决性实验的东西……”[15，第146页]

伊里因科夫十分尊重拉卡托斯，却蔑视波普尔。很难理解，他为什么决定采用这个不中用的“敌方”概念来思考扎戈尔斯克实验……

三、心理为零？

在盲聋情况下，心理是人工地从零开始形成的。伊里因科夫的这一论点招致了真正的反对风暴，甚至引发了激烈的人身攻击。德·伊·杜布罗夫斯基率领着反抗伊里因科夫“神话”的“现实主义者”方阵，盲聋的寄宿学校学生谢·阿·西罗特金则充当了旗手。

1988年2月，苏联哲学学会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扎戈尔斯克实验的结果。在德·伊·杜布罗夫斯基、伊·谢·纳尔斯基、格·斯·巴季谢夫、米·格·雅罗舍夫斯基、阿·弗·布鲁什林斯基以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科学院缺陷学研究所工作人员的支持下，谢·阿·西罗特金尖锐批评了伊里因科夫—梅谢里亚科夫的理论平台。报告人有人从盲聋儿童“心理为零”的判断中看到了新的“李森科主义”，有人看到了“教育万能的旧教条”，还有人看到了道德罪过——从“善意的谎言”到为私利篡改事实。也有审慎、理性的声音出现，但未能左右局面。一年后以重印形式出版的报告集[参见：20]简直渗透着恶意和科学上的无知。

“我们这些扎戈尔斯克儿童之家的工作人员，没有在那里见过一个心理为零的儿童，也从未从‘零’开始形成人格。”原劳动教员德·彼·安德里亚诺夫愤怒地说，“这是一种神话，是教育学领域的‘分枝小麦’。”

可是，无论安德里亚诺夫，还是西罗特金、杜布罗夫斯基，都从未想到要思考一般意义上的心理究竟是什么——伊里因科夫怎样理解它，或者同样谈到盲聋儿童的（人的）心理为零的列昂节夫院士怎样理解它³。他们的心理概念会不会不同于安德里亚诺夫等人所谓的“心理”？批评者在以道德优越感夹杂愤怒表达意见之前，难道不该先弄清伊里因科夫所说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为零吗？然而，报告人中没有任何人愿意提出心理学的基础问题，更不必说在这个纯科学的基础上同伊里因科夫和列昂节夫展开论争了。

伊里因科夫在自己的心理学著作——包括有关扎戈尔斯克实验的文章——中坚持认为，心理是探索—定向活动的机能。换言之，一般意义上的心理，就是借助感官、根据外部定向标寻找维持生命所需的物质以及同类生物的能力。在儿童还不具备这种能力时，他的心理就等于零。

不仅小狗或小马，甚至昆虫一出生就能在空间中自主移动并寻找有益物质。人却不能。

西罗特金、杜布罗夫斯基和马利诺夫斯基恐怕也不会否认，人类婴儿完全没有能力开展探索—定向活动。否则，他们自己的母亲都会嘲笑他们。盲聋儿童停留在婴儿般无助状态中的时间比普通儿童长得多；那些早年失去视觉和听觉的人，则会在一段时间后退回这种状态，如果没有教育者帮助，他们将永远停留在其中。

伊里因科夫和列昂节夫只是用文化—历史心理学的语言陈述了这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他们的批评者并不真正懂得这种语言，却曲解并庸俗化了“心理为零”这句话，然后使出全部智力的重量向它压去。

唯一讲得通的理论论据仍由马利诺夫斯基提出：盲聋者缺乏探索活动，丝毫不能证明相应的反射不存在——它完全可能被周围环境持续施加的负强化所抑制。如果是这样，教育者就不是从零开始形成定向反应，而只是在恢复儿童先前被抑制的定向反应。

定向反射这一概念最初由伊·彼·巴甫洛夫院士提出。这种针对新异事物的探究反应——“这是什么？”反射——在实验中不断打乱他的计划。它能压制任何条件反射，本身也很容易消退（对狗而言，通常重复三至五次后便会消失）。这种不稳定性，加上巴甫洛夫所谓的“无功利性”，使它同无条件反射截然不同。

为了彻底排除这一“致命反应”，巴甫洛夫设计了著名的“寂静塔”。工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工，革命后才竣工。遗憾的是，被剥夺了定向条件的狗不愿“工作”——这些忘恩负义的动物总想睡觉。在完全隔离、没有外部刺激的条件下，心理活动趋向于零，停止运作。院士大失所望……

现代生物力学之“父”尼·阿·伯恩施坦根本拒绝把定向反应视为反射⁴。如果马利诺夫斯基认真钻研过这位经典作家的著作，他大概不敢写儿童存在探索—定向反射这件事“无人怀疑”。怀疑的根据很充分。实际上，一种只在新情境中、对新刺激作出的反应，是否应该称作反射？反射只会由“熟悉的”、刻板的刺激触发。

彼·雅·加里培林援引巴甫洛夫的学生，主张区分作为纯生理行为的定向反射和问题情境中的定向活动；外部世界的形象正是在后一种活动中出现的[参见：5，第135页]。心理本身就是构造对象形象，就是在形象的层面上定向和行动。加里培林的朋友伊里因科夫对此有完全相同的理解。

既然儿童没有外部世界的形象，也不会在其中定向，那么就不能谈论心理——这里说的是科学理解而非庸俗理解中的心理。

当然，这远非心理的唯一科学概念。比如，维果茨基和伊里因科夫最喜爱的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心理（心灵）始于情感。维果茨基也附和他说：“情感是全部心理发展的阿尔法与欧米伽、起始环节与最终环节、序幕与尾声。”[3，第297页] 情感出现得比形象早得多。新生儿在吸入第一口空气时就会哭喊。如果按照斯宾诺莎的方式理解心理，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心理为零”。

那些想要证明新生儿不是植物、不是“一块肉”的人，本应提出一种替代性的科学心理观念。可是，伊里因科夫的批评者没有一个人提出过类似的东西。他们只是反复咀嚼一个事实：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亲昵地称作“小家伙们”的四个人⁵，没有一个是先天盲聋者。于是西罗特金、纳尔斯基和杜布罗夫斯基义正词严地喊道：伊里因科夫隐瞒了这一点！

实际上，伊里因科夫白纸黑字写过：“四个人在童年都遭遇了同一种不幸。疾病同时夺去了他们的视觉和听觉。光明永远为他们熄灭，声音沉寂下来。无声的黑暗、永恒无言的黑夜降临了。盲聋。”[12，第81页] 伊里因科夫也曾在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上公开口头指出，四个人中有两个并非“完全盲聋者”，也就是说，他们保留了一定的视觉和（或）听觉⁶。

指控他的人不熟悉“基本材料”。不过，即使伊里因科夫从未提到这一点，指责一位学者隐瞒一个梅谢里亚科夫著作的成千上万读者都知道的事实，不是荒谬吗？更不用说寄宿学校工作人员和教育科学院缺陷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了。没有人妨碍杜布罗夫斯基自行识破这个公开的秘密，实在不行还可以听听“好心人”的提示（事情后来也正是如此）。

这项实验吸引伊里因科夫，是因为它提供了亲眼以纯粹形式观察心理和人的人格发生过程的可能性。在这里，“自发的教育环境”的影响接近于零，教育者的贡献则相反，接近于一。当然，随着人际交往范围扩大，不受控制的自发因素的分量也会急剧增加。

四个“小家伙”的人格都在到达扎戈尔斯克之前，甚至在失去视觉和听觉之前，就已经产生了。他们在进入扎戈尔斯克寄宿学校之前就经历了伊里因科夫所描述的从“零”开始形成心理、继而形成人格的过程。不过，也确实有儿童以“一株人形植物，像一盆只有不被忘记浇水才能活着的榕树”（伊里因科夫）的状态进入那里。

在实验中，伊里因科夫试图提炼人的心理生成的纯粹的、普遍的、不变的形式。至于其他一切，他则像任何正常的科学家一样加以抽象。指责伊里因科夫隐瞒病历以及扎戈尔斯克实验中同其理论任务无关的其他细节，是愚蠢的。这种指控暴露出，提出指控的人同“高深”科学的距离就像地球到月球一样远。按照同样的“深思熟虑”，他们还可以责备牛顿恶意隐瞒天地世界的差别，把自然界任何地方都观察不到的直线匀速运动这种虚构当作现实。

科学家不仅有权，而且有义务运用抽象力，摆脱大量个别事实、偶然作用和外部影响，以便用观念上纯粹的形式呈现研究对象——哪怕这种形式原则上不可能被观察到。只不过，并非每个人两耳之间都有足够的这种抽象力。

四、不是白板，而是河流！

几乎所有扎戈尔斯克实验的批评者都一致断然拒斥“雕塑”隐喻。教育者不是造物主，受教育者也不是可以随意塑造成任何东西的无定形生物质。“在盲聋哑条件下主张从头形成人的心理的构想中，教师成了造物主。盲聋哑者因此成了一块由教师全能之手在上面书写的‘tabula rasa’。”西罗特金和沙肯诺娃这样断言[18，第93页]。

很难理解他们在哪里读到了这种胡说。伊里因科夫和梅谢里亚科夫竭尽全力促使盲聋儿童展现自身的主动性；儿童每一次独立迈向“理念世界”、迈向文化，他们都会加以鼓励并欣喜地记录下来。盲聋不仅切断了通向光和声音的路径，也使通向观念实在的路径变得极为艰难。不久以前，“教师之手”面对盲聋还几乎是无能为力的。

伊里因科夫明确拒绝把人的心灵比作“白板”：

“人（= 人的人格）出生时当然处在其人的发展的零点。不过，这并不是洛克或爱尔维修意义上的 tabula rasa，因为这一形象包含着某种全然被动、接受性的东西的观念，因而招致非议甚至反感。”与人的人格更加贴切的是河流的形象——它是“一种没有形式、尚未成形、流动着、可以采取任何形式的实体；但它从一开始就在运动、在奔流，以自身运动创造自己的河床，吸纳数百上千条支流并借此‘自行增长’，直到把河口展开在世界大洋的广阔水域之中……无论你对泉水作多么精细的化学分析，都绝不可能依据分析结果预测从这里发源的河流将采取怎样的轨迹。在水中——在水流的‘实体’中——这部传记、这条轨迹并没有被预先规定，没有像旧派哲学家会说的那样被‘先验地’预先写好。正因如此，任何轨迹都已经被‘写下’，被预先规定的只是‘一般轨迹’，仅此而已。刚刚出生的人的个体、未来人格所具有的人的规定性也是如此。就其本身而言，在它的‘实体’、它的身体中，它未来的生活轨迹同样几乎没有被预先确定；如果它的图样确实在某处得到了‘编程’，那么绝不是在它内部。”[8，第266—267页]

人的心理发展轨迹就像河床一样，从头到尾百分之百由文化的“地形”，由每个个体在人生道路上遇到的所有其他人和理念决定。

在文化的引力场中，不仅人的心灵，人的身体也获得了第二种人工生命。由人类劳动创造的物的世界成了生命身体的无机延伸。人的身体本身也是劳动的对象和产物。教育者年复一年地在它身上劳动：让它直立起来，“塑造”表情和姿态，教它洗漱和穿衣，发出语音并克制自然冲动。

盲聋者的情况实质上完全相同，差别只在于对身体进行教育加工的技术。视觉和听觉的缺失使人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控制教育过程——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教师不得不耗费多一个数量级的时间和精力，每一个错误的代价也会成倍增加。他不得不在字面意义上，把人的每一种能力手把手地传给学生。

教师之手只有在盲聋儿童的手无能为力时才是“全能的”（这甚至还不能算手，只是一条上肢），也就是在他的心理为零时。随着儿童的有机身体在最初导师的努力下同文化的无机身体“长合”在一起，同时他的心灵同他人的心灵长合在一起，他的教育者圈子也会扩大：每一个新结识的人——另一个儿童或成人，无论是活生生地在场，还是存在于他所创造的聪明物品、书籍之中——都会成为教育者。反过来，他本人也终其一生有意无意地“塑造”周围的身体和心灵——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传给它们，使它们更具人性，或者相反。这个过程在盲聋者那里表现得更加鲜明，但并非他们所特有。我们每个人都同时是皮格马利翁和伽拉忒亚。

批评者宣称：“盲聋哑者的主动性这一论点在该构想中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为其中最主要的恰恰是教育影响。”[18，第94页] 这真是对共同—分担活动原则令人惊讶的不理解……索科良斯基—梅谢里亚科夫教育学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教会儿童首先在物理空间中、随后在对象文化世界中主动而独立地定向。

共同—分担活动扬弃了外部影响与内部主动性之间的抽象对立，展示了前者如何转化为后者——在心理形成过程中，“教育影响”如何激发和唤醒“盲聋哑者的主动性”。

西罗特金和沙肯诺娃指出，有“一系列矛盾使实验与构想的纯粹性和普遍意义都受到怀疑”[19，第20页]。实验当然并不纯粹：没有一名扎戈尔斯克寄宿学校学生能够从“零”开始被带到精神文化的最高境界。无论物质资源，还是梅谢里亚科夫短暂的一生，都不足以做到这一点。那些继续实验的人或许也缺乏足够的智慧和才能（文集中某些报告让人不得不作此猜想）。在伊里因科夫生前已经开始并毒害了他生命最后几年的那些冲突，也肯定构成了妨碍。

不过，西罗特金和沙肯诺娃指出的矛盾，一部分源于他们对这种“构想”、即文化—历史心理学的糟糕了解，另一部分则源于对扎戈尔斯克实验“普遍意义”的错误解释。任何科学实验，尤其是有人参与的实验，不仅取决于理论，还取决于大量伴随条件；这些条件可能破坏实验的纯粹性，甚至彻底毁掉实验。西罗特金和沙肯诺娃理应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

他们说得对，伊里因科夫的构想同盲聋者心理发展的实际过程并不直接对应。如果西罗特金仔细研究过伊里因科夫的逻辑学著作，或者读过拉卡托斯，他就会明白一条最基本的真理：科学理论并不是对事实的直接概括。任何理论家都必须解决选择事实的问题，挑选同他要解决的问题有关的事实。

现有事实往往与其说取决于被研究的事物，不如说取决于外部事物，甚至取决于偶然性的作用。理论不考虑这些非本质的事实，不仅如此，还必须尽可能彻底地把它们抽象掉（科学实验在实践中实行这种抽象，力求把外部影响对研究对象的作用降到最低限度）。所以，在任何知识领域——从基本粒子物理学到哲学的“精神科学”——理论与经验都不可能在没有分歧和矛盾的情况下严丝合缝地接合起来。

西罗特金和沙肯诺娃视为伊里因科夫构想的弱点和缺陷的东西，其实是理论思维的普遍原则和规范。每门科学都会过滤经验事实（其中也借助实验），从而建立自身对象的观念模型；它会挑选本质的事实，即能够充当构筑观念模型之“砖块”的事实。

伊里因科夫著作对盲聋儿童心理发展经验的阐明，以这种经验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心理发展的普遍规律为限——它是“科学地理解一般人的心理形成之根本奥秘的无比独特的材料”[9，第245页]。批评者对这种真正的“构想的普遍意义”却视而不见。

列·谢·维果茨基当年写的恰恰也是这个意思：“承认正常领域与病理领域中的发展规律具有共同性，是对儿童进行任何比较研究的基石。”[4，第275页] 只有理解这些共同规律，才有可能科学地研究心理发展的偏离形式和病理形式。

伊里因科夫以自己的方式延续了维果茨基的事业，成为苏联文化—历史心理学光荣传统的继承者。扎戈尔斯克实验使他付出了不少，却也为科学地理解人的人格提供了很多。至于那些实验参与者“小家伙们”，他们得以真正用手触摸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和真正的人。娜塔莎·科尔涅耶娃后来给女儿取名埃瓦尔季娜——这也是扎戈尔斯克实验一条不容忽视的、关于人的教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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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Сироткин С.А., Шакенова Э.К. Слепоглухонемо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Миф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 Слепоглухонемо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Миф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 Отв. ред. Д.И. Дубровский. 莫斯科：1989年，第7—25页。
20. Слепоглухонемо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Миф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 Отв. ред. Д.И. Дубровский. 莫斯科：1989年，119页。

注释

1. 站在别赫捷列夫反射学立场上的索科良斯基把它称为“直接定势”法。详见塔·阿·巴西洛娃的出色著作[1，第13页]。 ↩

2. 亚历山大·马利诺夫斯基是布尔什维克亚·亚·波格丹诺夫之子；后者是列宁的战友和对手，是一位“经验一元论者”，也是《组织形态学》以及描写火星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幻小说的作者。 ↩

3. 列昂节夫在莫斯科大学心理系学术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说：“需要专门说明，幼年失去视觉和听觉会导致与先天盲聋相同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已经产生的人的心理会非常迅速地退化，降为零。”[转引自：7，第67页] ↩

4. “一组所谓的定向反应（当然，不是反射！）……”（伯恩施坦）[2，第438页]。 ↩

5. 娜塔莉娅·科尔涅耶娃、尤里·列尔涅尔、谢尔盖·西罗特金、亚历山大·苏沃洛夫。 ↩

6. 伊里因科夫报告的速记稿保存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档案馆。报告的一部分最近收入新出版文集中的《最后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一章[8，第3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