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里因科夫三角：马克思主义探寻哲学根源¹

安德烈·迈丹斯基

别尔哥罗德国立大学

摘要

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研究观念的东西的各种现象时，总是以黑格尔和斯宾诺莎来校验思想的每一个重要步骤。他们的哲学学说构成“辩证逻辑”三角形的底边，而位于顶点的是马克思及其“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本文沿着黑格尔—斯宾诺莎这条轴线，比较伊里因科夫与西欧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关键词

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马克思，斯宾诺莎，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辩证逻辑，认识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马克思主义始于反抗哺育了它的黑格尔哲学。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决定彻底清算自己的“从前的哲学信仰”（马克思，1959：8）。从此，对现实的“哲学词句”应当让位于现实的“历史科学”。哲学思辨的时代过去了……

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哲学失去生存环境（马克思和恩格斯，1955b：26）。

在这样理解事物时，即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时，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1955b：43）。

着手科学研究现实以及“经验事实”的逻辑联系和历史联系以后，马克思不再把自己的观点称作哲学。从此，在“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之外，他只把哲学看作经济关系歪曲的、颠倒的反映——人们物质存在的精神“升华物”（Sublimate）。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可以当作废物抛弃。它给自己的女儿——“实证科学”——留下了遗产：思维的逻辑方法，即辩证法。马克思从阅读黑格尔中汲取了这一教训。“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乃至整个哲学都归结于方法”（马克思，1955：128）。清除了唯心主义神秘色彩以后，辩证方法能够给科学家的工作提供不少帮助。马克思从亲身经验中确信了这一点。

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纯粹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神秘化了的方法中的合理的东西，用普通人所能理解的形式阐述出来（马克思，1962a：212）。

两三个始终没有写成的印张，谈论辩证方法——这就是全部“马克思哲学”。他的成熟著作中根本没有其他哲学。前提是按照马克思本人的方式理解哲学……

不久，甚至还没到世纪末，普列汉诺夫及其学生便发明了作为“对自然界和生活的一般综合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列汉诺夫，1928：324）。此后，仿照孔德或杜林绘制哲学世界图景，成了苏联辩证唯物主义最喜爱的活动。

I

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材料可以在青年马克思从博士论文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著作中找到。然而，马克思主要关心人的问题；他的著作几乎不涉及构成古典哲学基础的形而上学问题。热衷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用从新康德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那里借来的时髦现代概念填补这一形而上学空白。

雅各布·施特恩对此呼吁马克思主义者以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为依托，这一建议得到普列汉诺夫的热烈支持（施特恩，1897；普列汉诺夫，1956：351）。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向由此确定；阿布拉姆·德波林及其学派，战后则有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和路易·阿尔都塞圈子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沿着这一方向前进。

另一方面，列宁、格奥尔格·卢卡奇、安东尼奥·葛兰西等许多人实际上忽略了斯宾诺莎，宁愿采取马克思本人所推荐、恩格斯所开辟的道路，对黑格尔逻辑学作唯物主义改造。毕竟，马克思从未像对待黑格尔或李嘉图那样，把斯宾诺莎列为自己的先驱。相反，他在《神圣家族》中热烈欢迎贝尔和孔狄亚克等感觉论者对斯宾诺莎的批判。斯宾诺莎的名字被他列在那些“被法国启蒙运动打败的”17世纪形而上学家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1955a：139）。马克思把斯宾诺莎的实体贬为“与人分离的、形而上学地乔装打扮的自然”（马克思和恩格斯，1955a：154；原文着重）。²普列汉诺夫和伊里因科夫都不愿提起这一致命评价。

马克思断言，斯宾诺莎主义在黑格尔哲学中被辩证地扬弃了，同“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一道变成了它的“第一要素”。他曾何等尖刻地鄙弃大卫·施特劳斯从黑格尔逻辑学倒退到斯宾诺莎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运动，又何等赞赏费尔巴哈一劳永逸地同形而上学家的“醉醺醺的思辨”决裂！

哲学思想此后的运动只能是反形而上学的：把形而上学为了“绝对精神”、神化的自然或抽象实体而从人那里夺走的一切还给人。费尔巴哈的思想沿着这条人道主义道路走向关于人的实证科学领域——摆脱一切形而上学！青年马克思不吝笔墨地赞颂自己的英雄：在费尔巴哈那里，“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Humanismus zusammenfallenden Materialismus）终结了形而上学。

只有费尔巴哈才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结束并批判了黑格尔。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又巧妙地勾画出对黑格尔思辨、因而也就是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1955a：154；原文着重）。

科学的唯物主义应当直面现实生活，而不是回过头寻找形而上学支点。马克思大概会这样回答自己那些迷途的孩子——从事哲学思辨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转向康德的康拉德·施密特和爱德华·伯恩施坦，还是打算把马克思主义之树移植到斯宾诺莎形而上学土壤上的人。

恩格斯对斯宾诺莎的态度友善得多。不同于自己的朋友和合著者，他把斯宾诺莎视为“辩证法的杰出代表”（恩格斯，1961a：19）；斯宾诺莎与黑格尔并肩反对英国经验论者和法国启蒙主义者所“陷入”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恩格斯还认为，斯宾诺莎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反对当时机械论的自然科学，具有“极大的功绩”（恩格斯，1961b：350）。

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探索得到恩格斯的同情和支持。1989年〔原文作1989年，应为1889年——译注〕二人会面时，普列汉诺夫问：斯宾诺莎对哲学“重大基本问题”——思维与物质的关系问题——的解决能否视为正确？恩格斯当着两名见证人的面承认“老斯宾诺莎”是对的。受到鼓舞的普列汉诺夫宣布，斯宾诺莎是马克思主义在哲学领域的直接先驱。斯宾诺莎由此自动被归入唯物主义者阵营，只不过人们还要附带指出他额头上带有神学胎记。

与当时已经开始的斯宾诺莎专业研究——雅·弗洛伊登塔尔、卡·奥·迈因斯马等人，俄国稍后则有列·罗宾逊和瓦·尼·波洛夫佐娃——相比，普列汉诺夫的解读显得十分粗陋。他未能真正理解《伦理学》，而是把斯宾诺莎描绘成披着“神学外衣”的狄德罗和费尔巴哈的原型（正派唯物主义者不宜把自然叫作上帝）。20世纪20年代的意识形态激情，正是围绕这一荒诞形象——身穿神学家外衣的无神论者——燃烧起来的。³

与此同时，人们在斯宾诺莎哲学中发现了往昔读者做梦也想不到的新层面和新深度。三个世纪后，它获得了新的生命。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优秀头脑也没有置身事外。他们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看到自己的《旧约》，戴上马克思的方法论眼镜重新阅读它。

伊里因科夫和阿尔都塞从斯宾诺莎著作中读出的，不是亲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也不是综合的世界观，而是一种新型逻辑：思维对现实的关系原则和理论认识的方法，它预示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二人最为看重的，都是斯宾诺莎力求具体地思维；⁴二人也都批评黑格尔神秘化了抽象与具体、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然而，阿尔都塞从斯宾诺莎文本中寻找黑格尔辩证法的解毒剂，伊里因科夫却把斯宾诺莎的名字同黑格尔和马克思并列写进辩证逻辑史。这里谈不上斯宾诺莎对马克思的直接影响。阿尔都塞承认，马克思不大熟悉斯宾诺莎的著作，但也正是由于马克思，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斯宾诺莎的思想。⁵伊里因科夫大概也会赞同这一点。两位哲学家都很晚才走向斯宾诺莎——直到20世纪60年代——而此时他们已经有多年阅读马克思的经验。

现在来看，伊里因科夫认为马克思的辩证逻辑继承了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学说中的什么，并将他的解答同德拉·沃尔佩和阿尔都塞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源的解释加以比较。这类反思可以说能提供观察问题的双目视觉，有助于批判地校正各方立场。

II

伊里因科夫从黑格尔—马克思这条边开始绘制自己的哲学三角。“黑格尔主义”的指控纠缠了他一生。他认为哲学无非就是逻辑学（他喜欢把这个词首字母大写），也只能是逻辑学。不过他补充说，我们不能重犯黑格尔的错误，把“事情的逻辑”说成“逻辑的事情”，即用哲学—逻辑图式取代对独立于思维而存在的对象的具体科学研究。青年伊里因科夫正是以这一罪名指责以其导师泰·伊·奥伊泽尔曼为代表的官方辩证唯物主义。

现在〔来看看〕奥伊泽尔曼的观点。这是黑格尔式的解释。哲学作为“世界观”，被理解为一个展开了的、关于方法的抽象规定体系。然而，方法只能展开为一个体系——实证知识的体系，而且只有以这种形式才具有世界观的意义。它只存在于应用中（伊里因科夫，2016：216；原文着重）。

可见，伊里因科夫把“黑格尔主义”的指控转给了自己的对手：他们把哲学视为世界观、视为整体的世界图景，以区别于研究现实某些个别层面的具体科学。伊里因科夫坚持认为，任何科学，包括哲学，都必须划定自己研究的现象范围，并最严格地守在自身对象的边界内。

把哲学对象缩小到“思维领域”，⁶把哲学变成关于理论认识方法的学说、变成逻辑学，是黑格尔的历史功绩。不过，与此同时，“思维领域”本身却扩展到了整个世界，结果黑格尔再次得到了一种哲学世界观——形而上学。他所发现的辩证方法并没有展开为具体科学理论，或者用伊里因科夫的话说，没有展开为“实证知识的体系”，而是展开成了思辨的世界图景。

黑格尔[…]把〔哲学的对象〕扩展到宇宙的限度，并试图代替各门科学、违反各门科学来解决实证知识的问题，而他的哲学的反动方面正在于此。[…]当黑格尔着手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时，他处处堆砌对真正发展哲学毫无意义的图式和构造（伊里因科夫，2016：210—211）。

马克思的做法不同。他在把辩证方法用于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材料加工”以前，花费多年搜集材料：研究世界经济的实际历史和前人的著作。哲学家马克思掌握了第二专业，转变成经济学家。辩证逻辑在这项工作中充当他的罗盘和路标，而不是开启经济学一切锁头的万能钥匙。

辩证法引导头脑寻找对立的力量、方面和过程，寻找对立面的相互转化点——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劳动力与资本）、价值的相对形式与等价形式等等——却不给出解决具体科学问题的现成处方。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事实作具体分析，并批判这一对象领域中先前形成的概念和理论。

辩证方法唯一自足的领域，是“纯粹思想的王国”，⁷即逻辑科学所特有的问题领域。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研究精神文化世界，即观念的东西的各种现象。一旦着手研究物质事物，他的辩证法立刻就变成典型的形而上学。其他任何科学一旦越出自身权限、失去自己的具体对象，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例如，以形而上学吓唬物理学家的牛顿，自己却动辄陷入最恶劣的形而上学，兼以神学。伊万·巴甫洛夫所代表的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试图解决心理学问题；控制论则在连思维的本性和逻辑结构，也就是自然智能，都没有起码合格的概念时，就试图构造思维模型和人工智能。

伊里因科夫毕生反对哲学家和数学家、生理学家和遗传学家、控制论专家和语言学家的形而上学冒险，呼吁并要求人们具体地思维。

伊里因科夫辩证逻辑的反形而上学立场，得到伽尔伐诺·德拉·沃尔佩学派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支持。比阿尔都塞早十年，德拉·沃尔佩就批判了把辩证法解释为哲学的“万物理论”——一种建立在三条辩证法规律（在斯大林那里则是辩证法的四个特征）之上的普遍世界图景。他把黑格尔判为这种哲学神秘化的罪魁祸首，并在寻找马克思《资本论》的另类先驱时，出于爱国心指向自己的同胞伽利略。他的学生卢乔·科莱蒂没有另出新意，而是青睐康德。马克思只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受惠于康德批判主义何其之多；难怪康德和马克思都喜欢把“批判”一词放在书名中……

科莱蒂为伊里因科夫第一部著作——论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的意大利文版撰写了序言。⁸在这一领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有理由把自己视为先驱，自然欢迎苏联出现志同道合者。唯一令他们不快的，大概就是伊里因科夫对黑格尔的喜爱。

批判黑格尔的部分似乎不那么清晰，也不那么深刻；不过，即使在这里，伊里因科夫也是当今苏联辩证唯物主义者中最少“黑格尔主义”色彩的人之一，也是少数表现出自己直接研读过《大逻辑》的人之一（这并不矛盾）（科莱蒂，1961：LVII—LVIII）。

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把根据不确定的一般（generiche）抽象进行推论，视为黑格尔主义的标志；这种抽象不能把握对象的特殊性。经院哲学过去正是这样解释世界，把一切观察到的事实都纳入形而上学的（圣经—亚里士多德式）世界图景。伽利略打破了这一思辨传统，把希望寄托在经验事实，即“单一性和多重性”（singolarità e molteplicità）上；马克思拒绝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经院哲学时，也采取了同样做法。

德拉·沃尔佩在《逻辑作为实证科学》（德拉·沃尔佩，1950）⁹中，以马克思“有规定的或历史的抽象”（astrazioni determinate o storiche）——劳动、商品、货币、资本——反对黑格尔逻辑学不确定的一般抽象。每个抽象都表现不同社会形式所固有的关系，但只有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才获得普遍性，才变得“实际上真实”。这些抽象表现了资产阶级经济形态的特殊性。在德拉·沃尔佩看来，伽利略运用的也是这种有规定的抽象。

伊里因科夫与之相应的概念是“具体的抽象”，即抽象与具体这两个对立面的统一，亦即“自身包含着特殊和单个的一切丰富性的普遍物”。¹⁰简单的形式抽象只确定事物的相似性及其共同特征；具体的抽象则揭示单一事物和现象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要素所具有的特殊联系。如果说抽象本身只从单一事物（现象、事实、对象等等）同一系列其他同类事物相似、相同的方面反映它，那么具体的抽象恰恰相反，所反映的正是所考察的特殊或单一现象的独特本性（伊里因科夫，1997a：157）。

尽管德拉·沃尔佩与伊里因科夫对抽象的理解显然相似（在科莱蒂那里，我们甚至见到“具体的抽象”这一术语本身），二者仍有重大区别。对伊里因科夫来说，真正意义上的任何概念都是具体的。他断言，只抽取现象相似特征的抽象并不是概念（Begriff），而仅仅是表象（Vorstellung）。不仅伽利略和马克思思维得具体，任何正常的科学家、任何理解事件原因并按事物逻辑合理行动的人，思维也都是具体的。

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只要是在从事自身的“逻辑的事情”——阐明其“本土”范畴的辩证联系：存在、本质与概念，量、质与度，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等等——就是具体的。黑格尔在这门科学中实现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革命。¹¹

伊里因科夫研究黑格尔时以伊万·伊林的两卷本著作为依据（伊林，1918）。当然，他无法在出版物中援引伊林——后者以狂热反共产主义者著称，而且还因亲法西斯倾向而声名狼藉——但他仍把伊林的书列入哲学必读书目，与柏拉图、斯宾诺莎、德国古典哲学家和马克思的著作并列。¹²

早在伊林之前，詹姆斯·斯特林便大力推崇黑格尔的具体性、“具体的普遍物”观念，¹³此后还有其他人，尤其是贝内代托·克罗齐。“要求以思想形式得到满足的具体认识，是他〔黑格尔〕最大的功绩，是他不朽的发现。”克罗齐在《黑格尔哲学中活的和死的东西》中宣称（克罗齐，1907：206）。然而，克罗齐认为，最先背叛自己所宣布的具体性原则的也正是黑格尔。克罗齐严厉批判泛逻辑主义——这种“病态赘生物”（l’escrescenza morbosa）吞噬历史和自然的血肉，把一切个别的、经验的东西变成思辨构造的原料——最后呼吁“最终把全部哲学归结为纯粹的精神哲学（或者，如果愿意这样称呼，就叫逻辑学—形而上学）”。¹⁴

这些话很符合马克思的精神；马克思曾谴责黑格尔“把现实消融在逻辑中”，神秘化抽象与具体的相互关系。它们也同伊里因科夫和科罗维科夫1955年因之被逐出莫斯科大学讲坛的哲学对象提纲相呼应。¹⁵提纲作者坚持认为，只要哲学还妄想自己是关于独立于人的思维而存在的外部世界的科学，就不可能摆脱“黑格尔主义”。¹⁶

伊里因科夫部分赞同科莱蒂对黑格尔的批评：不能把辩证公式变成“先天图式”，用它们取代对现实的具体科学研究。这一唯心主义的原罪也由辩证唯物主义的巨擘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伊里因科夫列出三个名字：普列汉诺夫、斯大林和毛泽东）。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退化成实例与三段论的总和，其中某条“辩证法普遍规律”充当大前提，经验材料和“个别”科学则充当小前提。

人们可以理解科莱蒂的担忧：唯心主义辩证法确实可能造成一种令人不快的后果，即被它迷住的头脑傲慢地蔑视现实事物的世界本身，蔑视经验给予的事实、事件和现象的世界。外部世界被它变成某种巨大的实例仓库，而这些实例只负责证明它所表述的辩证原理正确（伊里因科夫，1991a：123）。

然而，如果在黑格尔逻辑学中只看到一套适用于各种场合的图式，而看不到别的东西，那就是对黑格尔本人犯“黑格尔主义”的错误。

是的，黑格尔用抽象构造具体——可是，任何成熟科学所做的恰好都是同一件事，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宣布，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显然在科学上正确的方法”。黑格尔的错误和幻觉在于，他把这种构造理论的方法当成了具体事物现实的产生过程（马克思，1968：37）。然而，提出真理的具体性原则，并把具体理解为多样性的综合、理解为“多样规定的总体”¹⁷的，不是别人，正是黑格尔。伊里因科夫始终牢牢记得这一点。

III

伊里因科夫最初几篇论斯宾诺莎的文章转向方法和认识论问题，重点放在抽象与具体范畴上。他首先在斯宾诺莎的“实体”中看到一种逻辑原则：“整体对部分的规定，或者换一种术语说，就是具体（作为‘多样性的统一’）作为逻辑学出发范畴的优先性。总的说来，这就是一元论原则。没有它，就没有哲学本身。在这里黑格尔是对的”（伊里因科夫，1997b：180）。

伊里因科夫指的是黑格尔那句名言：斯宾诺莎主义是“一切哲学思考的本质性开端”。¹⁸但其上下文使我们不能照字面接受这一赞美。伊里因科夫不知为何没有注意这段上下文；其中断言的恰恰相反：斯宾诺莎的实体是抽象优先性原则。

“斯宾诺莎还没有把实体规定为自身内部具体的东西，”黑格尔强调说。它是一种赤裸、空洞的抽象，“同埃利亚派的ὄν”（存在）“是同一个东西”，是“对一切特殊东西的否定”等等。斯宾诺莎没有理解（基督教所珍视的）“具体个性”原则，也不能“顾及完全具体的东西这一无限要求”（黑格尔，1994：348）。

《小逻辑》的判决更加严厉：斯宾诺莎的实体“仿佛只是一片阴暗的、无形式的深渊（finstere, gestaltlose Abgrund），它把一切有规定的内容吞噬进去，认为这些内容本身原本就是虚无”（黑格尔，1974：330）。

可见，在黑格尔笔下的斯宾诺莎那里，根本谈不上具体的优先性。黑格尔自己的逻辑学中占据首位的，也是两个贫乏的抽象：纯存在和无。

然而，斯宾诺莎说，“自然的开端[…]不能借助抽象或共相来理解”。¹⁹必须具体地思维自然！斯宾诺莎那自行产生和分化的“自然”，与黑格尔的判断相反，同埃利亚派无差别的“存在”抽象毫无共同之处。

伊里因科夫没有注意到黑格尔笔下的斯宾诺莎画像明显失真，也没有提到《辩证逻辑》开篇由他本人捍卫的（斯宾诺莎式）解法，与黑格尔提出的解法有何深刻区别。

摆在我们面前的，其实是两种相互替代的逻辑策略。

黑格尔逻辑学的坐标轴由纯存在与无这对对立面构成。此后从变易范畴直到绝对观念的一切逻辑范畴，都充当中介，可以说是连接存在与无的媒介。具体是中介（Vermittelung）以及各种抽象综合为具体有机整体的结果。

斯宾诺莎逻辑学的基础，则是把自然理解为“最完善的存在者”（Ens perfectissimum）——绝对无限、永恒、自由、causa sui等等。这一自然分化为产生自然的自然与被产生的自然（naturans et naturata），并层层展开为无限的属性（extensio, cogitatio, etc.）、无限样态（motus et quies, intellectus, etc.），以及彼此规定的有限事物。

斯宾诺莎逻辑学的横轴与纵轴，不像黑格尔那里那样是存在和无，而是“在自身中存在”（in se esse）和“在他物中存在”（in alio esse）。这一划分在《伦理学》第一公理中就已提出。斯宾诺莎关于存在的“共同概念”（notio communis）与“纯存在”范畴的区别，就像物理学中的场不同于纯真空，或数学中的全集（U）不同于空集（Ø）。

起点的选择决定了理论思想此后的整个进程。以用具体内容填充空洞抽象为开端是一回事；以具体的抽象为开端，进而追踪潜在包含于其中的一切如何展开和变形，则是另一回事。画家从一张白纸或一块空白画布开始，再把颜料涂到上面。洛克把人的心灵设想为“白板”，经验随后用“观念”填充它。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原初质料（prōto hyle）充当tabula rasa；作为造物者的理智把形式带给它，使它运动。伽利略—牛顿的空无空间则由作机械运动的物体填满，等等。

这就是印入逻辑——把外部形式印刻到某种可塑基质上。黑格尔把这种逻辑磨砺到完美。《逻辑学》的读者会产生幻觉，仿佛抽象的存在／无从自身生出其余一切具体范畴。原本一无所有的东西变成了一切。与这一逻辑戏法相比，上帝从无中创造世界的神话都黯然失色。反之，表现逻辑依托于具体对象——实体；实体具有特殊属性和内在结构，斯宾诺莎称之为“事物的次序和联系”（ordo et connexio rerum）。就此而言，斯宾诺莎的整个哲学都是自然观念的表现。²⁰《伦理学》在把上帝定义为由诸属性构成的实体时，动词exprimo便已出现，每个属性都表现（exprimit）实体的本质。此后，身体和精神又被思考为同一事物的两种表现样态：“una eademque est res sed duobus modis expressa”（《伦理学》第二部分，命题7，附释）。弗里茨·考夫曼的精彩论文和吉尔·德勒兹的学位论文，都以斯宾诺莎的表现论为主题。²¹

伊里因科夫把斯宾诺莎的逻辑称为“对具体整体作理论重构的方法；作为既定具体事物的这个整体，正是出发点上的主导者”（伊里因科夫，1997b：181）。“斯宾诺莎思维的逻辑，总体来说是整体对部分加以规定的逻辑”（伊里因科夫，1997b：174）。

与伊里因科夫同时，阿尔都塞也尝试以整体与部分的范畴，或者以“结构”（斯宾诺莎的实体被等同于结构）及其要素、它们的相互规定和多元决定（surdétermination）等范畴，来理解斯宾诺莎的逻辑方法。

我们力求理解[…]这样一种因果关系：它既顾及整体对其部分的作用，也顾及部分对整体的作用——这个无边无际的整体不过是其各部分之间的能动关系。在这一努力中，斯宾诺莎即使只是间接地，也成为我们最初且几乎唯一的向导（阿尔都塞，1976：140—141）。

然而，按照斯宾诺莎的看法，部分和整体是纯粹的思维形式、“知性存在者”（entia rationis），而不是现实的因果关系，“因此，自然中既没有整体，也没有部分”（斯宾诺莎，1957a：87）。斯宾诺莎特别提醒人们必须“极其谨慎地防止”把知性存在者同“现实存在者”（entia realia）混淆：“这样一来——而且这是最重要的——就可能陷入重大错误，至今已有许多人犯过这样的错误”（斯宾诺莎，1957b：270）；现在看来，其中也包括伊里因科夫和阿尔都塞……

单一事物对上帝的关系，如同结果对其原因的关系；上帝对事物的这种规定关系，同整体对部分的关系毫无共同之处。样态是实体的活动方式和表现形式，而不是实体的一部分。

尽管存在这一重大失准，伊里因科夫把斯宾诺莎的具体优先性原则置于核心地位，仍然完全正确。理论思维应当再现“自然的次序”（ordo Naturae），从原因走向结果，从具体普遍的实体走向它的个别形态构成，走向单一事物。

在科学史上，同斯宾诺莎逻辑相对立的是经验主义逻辑；它把思维过程描绘为概括感性经验中遇到的原子式事实、从单一的东西走向抽象的普遍物的过程。例如，伊里因科夫把鲁·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Logische Aufbau der Welt”）评价为“通过把未知整体的各个部分依次作形式综合，来形式地构造世界图景；这是一种盲目的综合，并不清楚所有这些究竟会组成怎样的‘整体’”（伊里因科夫，1997b：181）。

伊里因科夫把斯宾诺莎视为反对“实证主义”（伊里因科夫著作中把整个现代经验主义一概如此称呼）的强大盟友，特别是在无法指望马克思直接相助的领域——逻辑学与心理学、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控制论的交界处。他极力强调斯宾诺莎与马克思学说在逻辑上的亲缘性——有时正如下文将会看到的，这种亲缘性只是虚构——却修饰、淡化二者的根本区别（阿尔都塞也没有谈论这类区别）。

把斯宾诺莎装扮成马克思，再加上黑格尔式地把斯宾诺莎“埃利亚化”，鲜明地展示了抽象思维——这个词在坏的意义上使用，正如黑格尔在《谁在抽象地思维？》一文中机智描绘的那样。²²问题不仅在于粗暴对待斯宾诺莎哲学、抹平其独特性，还在于真正明智的理论解答方案也随之丧失。伊里因科夫太喜欢把各种解答排列成两极，把问题逼到非此即彼。他不仅排除了折衷的（“一方面这样，另一方面那样”）和诡辩的推论，也排除了相当合理、完整而具体，却无法纳入他所钟爱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对实证主义形而上学”二难式的推论。斯宾诺莎问题也是如此。

IV

伊里因科夫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命题视为斯宾诺莎哲学的基石；它在《伦理学》中采取了定理的形式：“观念的次序和联系同事物的次序和联系是相同的。”²³一切存在者都共同具有的“次序和联系”，就是斯宾诺莎的上帝—实体本身。神圣的ordo et connexio表现于无数属性之中；我们人类只能认识其中两个——广延和思维（因为我们自己由它们的样态——身体和心灵——构成）。

伊里因科夫把广延和思维解释为对立面，并且毫不怀疑地把同一看法归给斯宾诺莎。然而，斯宾诺莎从未说过实体的属性彼此对立。

笛卡尔也没有这样说。伊里因科夫赞扬其“分析上严密的头脑”发现了思维与广延、观念世界与“空间中的事物世界”的“直接对立”（伊里因科夫，1974：14）。诚然，笛卡尔有一次指出，心灵与身体的本性“不仅不同，而且被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彼此相反”。²⁴身体可以分割为部分，心灵却不能：按照笛卡尔，二者只在这一点上相反。

到了斯宾诺莎那里，连这种“某种意义上的”对立也消失了：他证明物质或“有形实体”不可分割（《伦理学》第一部分，命题15，附释）。只有它的样态即物体可以分割，而且也并非全部如此。²⁵

身体与心灵两极对立的神话产生于柏拉图主义传统，是把劳动分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这一事实的哲学升华。“追求与身体状态相反状态的，就是心灵。”我们在《斐勒布》中读到（柏拉图，1994：45）。这才是源头。笛卡尔那“分析上严密的头脑”晚了足足两千年才作出发现。在这段时间里，学者们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争论在心灵与肉体的虚构对抗中，什么更重要、更“第一”……

斯宾诺莎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抛弃了这一幻象，由此解除了“柏拉图的魔咒”。思维与物质、心灵与身体并不比数字与图形，或一条直线的空间图像与它在笛卡尔解析几何中的代数公式更为对立。这一发现远远超越了时代。二三百年后，人们仍透过使一切两极分化的柏拉图式眼镜阅读斯宾诺莎。新康德主义者、各式各样的实证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最后还有伊里因科夫——所有人都同样坚定却毫无根据地相信，斯宾诺莎认同他们关于物质与观念相互对立的信念。

最先拒绝这一偏见的是列夫·罗宾逊：

在斯宾诺莎那里，如同在笛卡尔那里一样，各种属性并不被设想为彼此对立、相互排斥，而只是彼此不同：sunt non opposita, sed distincta〔不是对立的，而是有区别的〕；每个属性都是per se concipitur〔通过自身得到理解〕（罗宾逊，1913：404—405）。

斯宾诺莎的实体是多样性的统一，或者说有区别者的同一。伊里因科夫把它解释为对立面的同一，这是错误的。然而，他本人不止一次重复斯宾诺莎的话：“心灵与身体是同一事物，只是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确如此——不是以相反方式，而恰恰是以不同方式。伊里因科夫在真、善、美之间也确定了类似关系：它们是以三种不同方式表现的同一个东西。这里显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对立；它们是同一个实体——人类劳动——的三个属性。斯宾诺莎说，实体的每个属性都是per se，即“通过自身”得到理解；因此，思维和广延“被理解为现实地有区别（realiter distincta），也就是一方无须借助另一方”（《伦理学》第一部分，命题10）。我们能够不借助另一方来理解对立面吗？比如不借助负来理解正，不借助恶来理解善，不借助结果来理解原因？不能。对立面相遇、在矛盾中碰撞、相互作用，因此只能通过彼此来思考。这是辩证法的常识。所以，既然斯宾诺莎以几何学式的直截了当写道，实体的属性各自通过自身得到理解，那么它们之间就不存在任何对立。

这并不意味着斯宾诺莎根本不懂对立面的同一。他懂得非常好。只要想起causa sui范畴——原因与结果的同一，或者同一自然的两极规定——naturans与naturata——便足够了。至于属性以及它们的样态——身体与心灵——所涉及的，则是同一实体的现实地有区别、而非彼此对立的表现方式。

20世纪60年代，同伊里因科夫一道，路易·阿尔都塞及其一批年轻追随者（皮·马舍雷、亚·马特隆、艾·巴利巴尔、贝·鲁塞等）也开始发展斯宾诺莎作为马克思先驱这一主题。为什么是斯宾诺莎？要具体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深入结构主义改革辩证法的方案。篇幅所限，我们只讨论否定范畴及其派生范畴，因为伊里因科夫与阿尔都塞的对立正是在这里达到最尖锐的程度。

伊里因科夫绝不可能接受阿尔都塞式的对立：斯宾诺莎和马克思的肯定性逻辑，对抗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结构，例如否定、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同一、‘扬弃’、量转化为质、矛盾等等，在马克思那里（只要马克思确实接受它们，而他远非始终如此！）具有不同于黑格尔的结构”（阿尔都塞，2005：92；原文着重）。²⁶

否定性在黑格尔逻辑中具有关键意义，因为一切发展都被他呈现为最初简单、抽象、自在存在的精神的自我异化。在发展的每个后续阶段，异化被扬弃，精神失去的统一得到恢复。上述循环以螺旋方式不断重复，直到精神作为“绝对精神”达到总体。

对马克思来说，出发点是作为“多样性的统一”的具体，或者借用阿尔都塞那套繁复术语，是“某个复杂结构统一体的总是已经给予（le toujours-déjà-donné d’une unité complexe structurée）”（阿尔都塞，2005：204；原文着重）。阿尔都塞断言，因此，一切辩证法范畴的含义完全改变，“异化”“扬弃”等术语本身也逐渐从马克思的词汇中消失。他耗费大量精力解释《资本论》草稿中为何充斥黑格尔术语，也解释令他十分懊恼的《资本论》本身关于所有制形式“否定之否定”的段落——而且偏偏出现在那个极其重要的地方，那里讨论的是共产主义式的“个人所有制”如何形成。²⁷

阿尔都塞赞叹“目光敏锐的哲学家”斯大林表现了“真正的理论远见”，把否定之否定从唯物主义辩证法规律的法典中删掉（阿尔都塞也因此赞扬毛泽东）。科莱蒂同样很不赞成“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游戏”。

相反，伊里因科夫同他的前辈友人米哈伊尔·利夫希茨一样认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比黑格尔辩证法更深地浸透着革命的“否定激情”。马克思谴责黑格尔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并非偶然，其结果是“恢复现存经验”——在哲学上替现有的、往往是反动的秩序和制度辩护。

伊里因科夫和利夫希茨坚决区分具体否定与抽象否定，扬弃的否定与消灭性的、“无谓的”否定（列宁）。²⁸例如，对私有制的现实否定不能归结为它的“形式—法律上的否定”，即把财产移交国家支配，而要求“每一个个人现实地掌握在‘私有制’范围内积累起来的全部（也就是‘同他异化的’）财富”（伊里因科夫，1988：106）。伊里因科夫从中看到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本质。不借助“异化”“扬弃”等范畴，就无法理解私有制的确立与自我否定的历史过程。在为“马克思与西方世界”研讨会撰写的报告中，伊里因科夫有一处似乎是在同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创作中“认识论断裂”的观点论战：

毫无疑问，成熟的马克思更节制（也更严格）地使用“异化”（Entfremdung）一词，极其严格地把这个概念同“物化”“对象化”之类概念区分开来。但是，对我来说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早期著作的全部现实问题在这里都得到完整再现，而且采取了更加完善的术语形式（伊里因科夫，1988：107）。

扬弃（Aufhebung）是马克思最喜欢的范畴之一，在他的著作中出现过数百次，其中也包括最晚期的著作。它是解决矛盾的最高逻辑形式和历史形式。对伊里因科夫来说，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全部区别，在于应当到哪里寻找打开矛盾之“锁”的钥匙——在纯思维结构中，还是在具体历史事实系列中。马克思扬弃矛盾的唯物主义方法的独特特征，是具体历史主义。

阿尔都塞派以斯宾诺莎十足的“肯定性”反对黑格尔的“否定主义”。在他们笔下，斯宾诺莎酷似“他的神圣同类耶稣基督”（海涅）：把一切存在者都当作善来接受，对一切说“是”，对任何东西都不说“不”。

有趣的是，这一形象是由……黑格尔提示给他们的。黑格尔不止一次指出斯宾诺莎哲学缺乏否定性：“否定之否定就是矛盾，[…]而斯宾诺莎缺少这种理性所特有的矛盾（das vernünftige ist）。”结果，在他那里“主体性原则被清除了”（黑格尔，1994：370）。

在结构主义者耳中，这些责备听起来像是颂歌。抛弃矛盾？——天才！清除主体性？——阿门。主体已死，结构万岁！

诚然，这里出现了一个重大麻烦：“斯宾诺莎提出了一个伟大命题，一切规定都包含否定”（黑格尔，1994：369）。如此说来，否定终究不可缺少？至少谈到有限事物时是这样。黑格尔选择了一条极其简单的出路：在斯宾诺莎眼中，有限事物本身微不足道，只是幻象。斯宾诺莎主义否定有限者的真理，是一种“无世界论”。²⁹

吉尔·德勒兹在这一点上向黑格尔伸出赞同之手，但同样是把负号改成正号。

黑格尔责备斯宾诺莎忽略否定性及其力量；这一点却构成斯宾诺莎的光荣与纯真（gloire et innocence），构成他自己的发现。在一个饱受否定性折磨的世界中，他对生命、对生命的力量怀有足够信任，因而能够质疑死亡、人们有害的欲望、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范例。他对生命怀有足够信任，因而能够揭露否定性的全部幽灵（“dénoncer tous les fantômes du négatif”）（德勒兹，1981：22）。

结论是：“斯宾诺莎哲学是一种纯粹肯定的哲学”（德勒兹，2014：43）。³⁰经过阿尔都塞锻炼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安东尼奥·奈格里——欣然追随德勒兹：“斯宾诺莎的思想[…]不知道否定性。”³¹

实际上，在斯宾诺莎那里，“否定性”只是在无限者——实体及其属性和无限样态——方面不存在。要走向有限样态和“单一事物”（res singulares），就离不开否定。斯宾诺莎的规定范畴，所表现的正是从无限者到有限者的逻辑过渡。

上帝规定一切事物以某种方式存在和活动，³²而规定就是否定：“determinatio negatio est”。这里清楚存在着来自上帝本身的“否定性”。可见，否定性根本不是幽灵。否定是上帝对单一事物的现实因果关系的一个方面。当然，上帝进行规定、让无限者在有限者中自我表现的行动，不可能是纯粹否定。规定在否定中肯定——它产生事物，同时又设定事物存在的界限，以外部原因的力量限制其能动作用。这恰恰就是那种肯定的否定、扬弃；黑格尔、阿尔都塞及其同伴却在《伦理学》中对它视而不见。

这里无法更详细地深入斯宾诺莎关于无限与有限、肯定与否定、积极情感与“激情”的辩证法。唯一清楚的是，即使伊里因科夫在《辩证逻辑》中粗暴地把斯宾诺莎的思维概念“物质化”，³³他笔下辩证法家斯宾诺莎的形象，仍远比德勒兹片面的“肯定”更接近原著。

V

斯宾诺莎哲学与马克思哲学有什么区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同一滴水，能够清楚映现伊里因科夫三角的特殊性，以及他的辩证逻辑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树其他一切分支的区别。

斯宾诺莎把思维、知性视为人天生的能力，而马克思则在劳动、在对自然的对象性实践改造中看到人类思维的最初源泉。

按照马克思，只有达到以社会方式生产自身生活的人这一阶段的自然，只有以人的面貌改变自身并意识到自身的自然，才必然思维。[…]劳动——社会的人以行动改变自然的过程——就是“主体”，“思维”作为“谓词”属于它（伊里因科夫，1974：54）。

在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中，斯宾诺莎最接近这种关于思维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伊里因科夫大段引用《知性改进论》中把思维直接比作劳动的文字。斯宾诺莎指出，思维同劳动一样需要工具。他把知性活动比作使用锤子锻铁，并说明“知性工作”的质量直接取决于工具的完善程度。人天生具有“知性工具”（instrumenta intellectualia），先借助它们从事“最简单的工作”，再把自己锻造出的观念当作工具去从事更复杂的工作，“如此逐步前进，直至达到智慧的顶峰”（斯宾诺莎，1957c：329）。

伊里因科夫评论说，这一锻造的类比，比莱布尼茨把心灵中的天赋观念同大理石纹路相比的自然主义比喻深刻得多，也更接近真理。

斯宾诺莎没有理解的是，最初那些不完善的“知性工具”是物质劳动而非自然的产物。他把它们看成自然的产物。他立场的弱点就在这里，而不在别处。不过，就连费尔巴哈也具有这个弱点。这个缺陷绝不能叫作唯心主义的动摇。它只是全部旧唯物主义的固有缺陷（伊里因科夫，1962b：184）。

马克思写道，黑格尔是第一个“把握”（faßt）“劳动的本质”的哲学家；《精神现象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第一次把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1974a：159）。马克思从斯宾诺莎那里继承的，则是把自然理解为自身原因、理解为世上一切——包括人类劳动——的实体的概念。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伊里因科夫把斯宾诺莎视为激进的无神论者、“反上帝者”，并把“上帝”一词的使用解释为斯宾诺莎试图以同时代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同他们说话。³⁴这一解释确有充分依据。《知性改进论》的第一条“生活规则”教人适应大众的语言，在不妨碍人生最高目的的限度内，尽可能迁就他们通常的理解。这条规则无疑也适用于“上帝”一词。当然，哲学家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留这个词“庸俗的”、宗教的含义。

马克思毕生都完全以斯宾诺莎式的方式谈论自然。他把劳动视为“不过是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马克思，1961：13）。人的双手与思想的事业，都是采取人的形态、自我改造的自然本身的事业。斯宾诺莎大概会欣然赞同下面这些话：

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不可分离，这无非意味着自然同自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马克思，1974a：92）。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1974a：162）。

劳动主体是自然给予的个人，是自然存在物（natürliches Dasein）；[…]自然给予的个人本身不仅是有机身体，而且作为主体就是这个无机自然（马克思，1968：477）。

人的历史发展水平，取决于人通过劳动掌握自然——既包括外部的物理自然，也包括自身的社会自然——并把自然界各种世界和力量的多样性吸收到自身之中的程度。青年马克思在人类社会中看到自然史的逻辑完成、一个新的更高阶段：“自然界的真正复活，人的彻底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彻底的人道主义。”³⁵这些话将在《精神宇宙论》中发出强烈回响；伊里因科夫在那里将要证明，人类的存在是宇宙复活的必要条件……

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伊里因科夫几乎是唯一承接并发展斯宾诺莎式主题的人：自然是人类存在的实体—主体。苏联辩证唯物主义通常以法国启蒙主义者的精神理解自然，把它看作外部环境和人类活动的材料。另一方面，格奥尔格·卢卡奇又把自然概念相对化了。

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自然在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性方面可能意味着什么，始终由社会所决定（卢卡奇，2006：105）。

即使有人提到斯宾诺莎的自然—实体，也只是在《神圣家族》批判这一形而上学抽象的语境中。例如，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在20世纪50年代末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导写成的论文《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写道：

他〔马克思〕攻击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也就是攻击“自在地”存在、未经人中介的自然概念（施密特，1971：31）。

阿尔都塞更喜欢把实体解释为结构的化名；这样的实体同斯宾诺莎的“产生自然的自然”（Natura naturans）相距如同地月。列宁把物质定义为“在感觉中给予我们的客观实在”，也同斯宾诺莎精神相悖。斯宾诺莎的自然只能由理性、知性来认识。感觉只能把握实体的某些样态，而且我们对它们的感觉也是模糊而不充分的……

伊里因科夫对斯宾诺莎的偏爱甚至走到把《伦理学》作者描绘成无产阶级思想家的地步。³⁶然而，斯宾诺莎那里还没有劳动概念；研究社会生活时，他完全抽掉人的阶级差异——甚至连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已经思考过的明显差异也不例外。斯宾诺莎在人类共同体中只考虑两种差别：统治者—人民和大众—哲学家。他把依激情而非理智生活的人归入“大众”（plebs, vulgus），并不区分无产者与资产者。一切阶级特征都彻底消融在斯宾诺莎的众多者（multitudo）概念中；经奈格里倡导，这个概念深受当代新马克思主义者喜爱。³⁷

总体说来，斯宾诺莎在社会生活理论上离马克思最远：前者以心理学家的眼光观察社会，后者则以经济学家的眼光；社会生活对斯宾诺莎而言是情感的战斗，对马克思而言则是阶级斗争。伊里因科夫没有试图调和他们的社会观点，也没有谈及其中的差异。

阿尔都塞在斯宾诺莎那里看到了一位马克思式的意识形态批判者。近来甚至有人断言，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斯宾诺莎今天也能够帮助我们补充马克思”。³⁸伊里因科夫没有走这么远，但他同样把斯宾诺莎视为自己的同时代人，反对把斯宾诺莎主义当作哲学思想发展中已经走过的一个阶段——哪怕是很高的阶段。

据说斯宾诺莎已经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可以安息于墓中了。而我们会把感恩的鲜花献到墓前。[…]在我看来，这是对待斯宾诺莎记忆最错误、对斯宾诺莎哲学最具毁灭性的方式，是消灭他的最坏方式。[…]我冒险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这样阐述和说明〔斯宾诺莎哲学〕：让经济学家、心理学家、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研究者，更不用说逻辑学家和从事所谓“认识论”“认识理论”的哲学家，都能在其中看到摆脱当代困境的一条概括—代数式、也就是一般逻辑的出路……（伊里因科夫，1997b：171）。

伊里因科夫本人思考现代心理学和教育学问题时，也像当年的列·谢·维果茨基一样不断诉诸斯宾诺莎。伊里因科夫的哲学三角不只是哲学史构造，还是某种“逻辑罗盘”，一种帮助人在“大”科学世界中辨明方向、确定基础科学问题解决方向的方法。遗憾的是，我国再也没有找到愿意并能够“在斯宾诺莎中思维”的科学家。³⁹

* * *

最后审视“伊里因科夫三角”，我们会注意到它的两条边并不相等：黑格尔受到毫不客气的批判，依照马克思的遗训被“倒过来”；斯宾诺莎却只被指出两三个缺陷，而且伊里因科夫还为这些缺陷找到有力的历史理由。《伦理学》中被发现有马克思主义美德的全套清单：不仅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还有劳动者的道德法典。

斯宾诺莎哲学“是这样一种人的自然理论立场：他能够并且喜欢用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双手，制造聪明并且对别人有用的东西。[…]因此，《伦理学》[…]能够成为在痛苦中诞生的社会里最优秀派别——它的劳动派别、它的工人阶层，而绝不是实业家、商人和银行家派别（阶级）——真正的道德公理汇编”（伊里因科夫，1977：46）。

伊里因科夫同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是鲜明的反形而上学立场：哲学无权要求扮演“科学世界观”的角色，更无权教导其他科学“整个世界”如何构成。辩证唯物主义者一边给黑格尔扣上唯心主义帽子，一边又同他分享这种形而上学主张。而正是他们指责伊里因科夫具有“黑格尔主义”……

伊里因科夫与阿尔都塞几乎同时转向斯宾诺莎。两位马克思主义者都力求最大限度地拉近斯宾诺莎与马克思，很少注意他们哲学视角的差异，忽略马克思射向斯宾诺莎实体概念乃至整个形而上学的批判之箭。这些更像以斯宾诺莎为主题的变奏，并不十分在意哲学史上的准确性。

更仔细的观察会发现，在理解黑格尔和斯宾诺莎两方面，伊里因科夫都同西方主要马克思主义者有原则分歧。这首先涉及如何对待矛盾及其解决方法（扬弃、“否定之否定”）。伊里因科夫的辩证逻辑终究未能融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变潮流——不过，这并不削弱它的理论力量和深度。

参考文献

路易·阿尔都塞（2006）：《为了马克思》（原题：За Маркса），莫斯科：普拉克西斯出版社。

伊·瓦西里耶夫〔伊里因科夫笔名〕、列夫·瑙缅科（1977）：《不朽的三个世纪》（原题：Три века бессмертия），《共产党人》（原刊名：Коммунист）第5期，第63—73页。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970）：《逻辑学》（原题：Наука логики）第1卷，莫斯科：思想出版社。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974）：《哲学全书》（原题：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наук）第1卷，莫斯科：思想出版社。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994）：《哲学史讲演录》（原题：Лекции по истории философии）第3册，圣彼得堡：科学出版社。

勒内·笛卡尔（1994）：《第一哲学沉思集》（原题：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первой философии），载勒内·笛卡尔《著作集》（原题：Сочинения），全2卷，第2卷，莫斯科：思想出版社。

吉尔·德勒兹（2014）：《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原题：Спиноза и проблема выражения），莫斯科：人文研究所出版社。

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1960）：《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原题：Диалектика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и конкретного в «Капитале» К. Маркса），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1962a）：《哲学中的理想问题（第一篇）》（原题：Проблема идеала в философии (статья первая)），《哲学问题》（原刊名：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第10期，第124页。

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1962b）：《辩证法和形式逻辑中对抽象与具体的理解》（原题：Понимание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и конкретного в диалектике и формальной логике），载《辩证法与逻辑：思维形式》（原题：Диалектика и логика. Формы мышления），博·米·凯德洛夫编，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1974）：《辩证逻辑》（原题：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ая логика），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

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1977）：《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原题：Опередивший свое врем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原刊名：Курьер ЮНЕСКО）第7期，第45—47页。

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1988）：《马克思与西方世界》（原题：Маркс и западный мир），《哲学问题》（原刊名：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第10期，第98—112页。

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1991a）：《辩证法的顶峰、终结与新生（黑格尔与旧哲学的终结）》（原题：Вершина, конец и новая жизнь диалектики (Гегель и конец старой философии)），载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哲学与文化》（原题：Философия и культура），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

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1991b）：《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原题：Опередивший свое время），载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哲学与文化》（原题：Философия и культура），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

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1997a）：《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原题：Диалектика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и конкретного в научн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мышлении），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

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1997b）：《斯宾诺莎报告提纲》（原题：К докладу о Спинозе），载《苏联哲学的戏剧：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伊里因科夫》（原题：Драма совет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瓦·伊·托尔斯泰赫编，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出版社。

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1997c）：《埃·瓦·伊里因科夫向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学生尼·鲍·舒列夫斯基口授的哲学自学书目》（原题：Список литературы для 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сам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продиктованный Э. В. Ильенковым студенту 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факультета МГУ Шулевскому Н. Б.），载《苏联哲学的戏剧：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伊里因科夫》（原题：Драма совет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瓦·伊·托尔斯泰赫编，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出版社。

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2016）：《哲学笔记》（原题：Философская тетрадь），载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瓦连京·科罗维科夫《关于哲学对象的提纲风波（1954—1955）》（原题：Страсти по тезисам о предмете философии (1954–1955)），莫斯科：卡农+出版社。

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瓦连京·科罗维科夫（2016a）：《关于哲学对象的提纲风波（1954—1955）》（原题：Страсти по тезисам о предмете философии (1954–1955)），莫斯科：卡农+出版社。

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瓦连京·科罗维科夫（2016b）：《埃·伊里因科夫与瓦·科罗维科夫提纲的重构》（原题：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тезисов Э. Ильенкова и В. Коровикова），载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瓦连京·科罗维科夫《关于哲学对象的提纲风波（1954—1955）》（原题：Страсти по тезисам о предмете философии (1954–1955)），莫斯科：卡农+出版社。

伊万·伊林（1918）：《黑格尔哲学是关于上帝与人的具体性的学说》（原题：Философия Гегеля как учение о конкретности Бога и человека），莫斯科：莱曼和萨哈罗夫出版社。

弗拉基米尔·列宁（1973）：《哲学笔记》（原题：Философские тетради），载弗拉基米尔·列宁《全集》（原题：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全55卷，第29卷，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

格奥尔格·卢卡奇（2006）：《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迁》（原题：Изменение функц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载格奥尔格·卢卡奇《政治文集》（原题：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тексты），莫斯科：三方出版社。

安德烈·迈丹斯基（2002）：《伊里因科夫与斯宾诺莎的思维概念》（原题：Понятие мышления у Ильенкова и Спинозы），《哲学问题》（原刊名：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第8期，第163—173页。

安德烈·迈丹斯基（2009）：《思想如何瓦解》（原题：Как разлагалась мысль），《逻各斯》（原刊名：Логос）第1期，第175—183页。

安德烈·迈丹斯基（2012）：《前言》（原题：Предисловие），载《斯宾诺莎：赞成与反对》（原题：Спиноза: pro et contra），圣彼得堡：俄罗斯基督教人文学院出版社。

安德烈·迈丹斯基（2016）：《哲学思想诞生的戏剧：伊里因科夫—科罗维科夫事件》（原题：Драма рождения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мысли: дело Ильенкова — Коровикова），《自由思想》（原刊名：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第2期，第213—221页。

卡尔·马克思（1955）：《哲学的贫困》（原题：Нищета философии），载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题：Сочинения），全50卷，第4卷，莫斯科：国立政治文献出版社。

卡尔·马克思（1959）：《〈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原题：К критик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Предисловие），载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题：Сочинения），全50卷，第13卷，莫斯科：国立政治文献出版社。

卡尔·马克思（1960）：《资本论》（原题：Капитал），载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题：Сочинения），全50卷，第23卷，莫斯科：国立政治文献出版社。

卡尔·马克思（1961）：《哥达纲领批判》（原题：Критика Готской программы），载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题：Сочинения），全50卷，第19卷，莫斯科：国立政治文献出版社。

卡尔·马克思（1962a）：《致恩格斯，1858年1月14日》（原题：Письмо Энгельсу, 14 января 1858 г.），载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题：Сочинения），全50卷，第29卷，莫斯科：国立政治文献出版社。

卡尔·马克思（1968）：《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原题：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1857–1859 гг.），载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题：Сочинения），全50卷，第46卷第1分册，莫斯科：国立政治文献出版社。

卡尔·马克思（1974a）：《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原题：Экономическ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1844 г.），载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题：Сочинения），全50卷，第42卷，莫斯科：国立政治文献出版社。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55a）：《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原题：Святое семейство, или Критика критической критики. Против Бруно Бауэра и компании），载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题：Сочинения），全50卷，第2卷，莫斯科：国立政治文献出版社。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55b）：《德意志意识形态》（原题：Немец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载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题：Сочинения），全50卷，第3卷，莫斯科：国立政治文献出版社。

柏拉图（1994）：《斐勒布》（原题：Филеб），载柏拉图《著作集》（原题：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全4卷，第3卷，莫斯科：思想出版社。

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1928）：《马克思的哲学演变》（原题：Философская эволюция Маркса），载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著作集》（原题：Сочинения），全24卷，第18卷，莫斯科、列宁格勒：国立出版社。

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1956）：《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原题：Бернштейн и материализм），载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原题：Избранны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全5卷，第2卷，莫斯科：国立政治文献出版社。

列夫·罗宾逊（1913）：《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原题：Метафизика Спинозы），圣彼得堡：野蔷薇出版社。

巴鲁赫·斯宾诺莎（1957a）：《论上帝、人及其幸福的短论》（原题：Краткий трактат о боге, человеке и его счастье），载巴鲁赫·斯宾诺莎《著作选》（原题：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全2卷，第1卷，莫斯科：国立政治文献出版社。

巴鲁赫·斯宾诺莎（1957b）：《附录：形而上学思想》（原题：Приложение, содержащее метафизические мысли），载巴鲁赫·斯宾诺莎《著作选》（原题：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全2卷，第1卷，莫斯科：国立政治文献出版社。

巴鲁赫·斯宾诺莎（1957c）：《知性改进论》（原题：Трактат об у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и разума），载巴鲁赫·斯宾诺莎《著作选》（原题：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全2卷，第1卷，莫斯科：国立政治文献出版社。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2006）：《众多者：帝国时代的战争与民主》（原题：Множество: война и демократ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и），莫斯科：文化革命出版社。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61a）：《反杜林论》（原题：Анти-Дюринг），载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题：Сочинения），全50卷，第20卷，莫斯科：国立政治文献出版社。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61b）：《自然辩证法》（原题：Диалектика природы），载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题：Сочинения），全50卷，第20卷，莫斯科：国立政治文献出版社。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61c）：《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原题：Людвиг Фейербах и конец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немец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载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题：Сочинения），全50卷，第21卷，莫斯科：国立政治文献出版社。

路易·阿尔都塞（1969）：《读〈资本论〉》（原题：Lire le Capital）第2卷，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

路易·阿尔都塞（1976）：《自我批评文集》（原题：Essays in Self-Criticism），伦敦：新左翼书社。

路易·阿尔都塞（2005）：《为了马克思：埃蒂安·巴利巴尔序》（原题：Pour Marx. Avant-propos de Etienne Balibar），巴黎：探索出版社。

卢乔·科莱蒂（1961）：《前言》（原题：Prefazione），载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原题：La dialettica dell’astratto e del concreto nel Capitale di Marx），维托里奥·斯特拉达、阿尔贝托·桑德雷蒂译，第VII—LIX页，米兰：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

贝内德托·克罗齐（1907）：《黑格尔哲学中活的和死的东西》（原题：Ciò che è vivo e ciò che è morto della filosofia di Hegel），巴里：拉泰尔扎父子出版社。

吉尔·德勒兹（1968）：《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原题：Spinoza et le problème de l’expression），巴黎：午夜出版社。

吉尔·德勒兹（1981）：《斯宾诺莎：实践哲学》（原题：Spinoza: philosophie pratique），修订增补版，巴黎：午夜出版社。

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1950）：《逻辑作为实证科学》（原题：Logica come scienza positiva），墨西拿：丹纳出版社。

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1969）：《逻辑作为历史科学》（原题：Logica come scienza storica），罗马：联合出版社。

勒内·笛卡尔（1904）：《第一哲学沉思》（原题：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载《笛卡尔著作集》（原题：Œuvres de Descartes）第7卷，第1—90页，巴黎。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969）：《逻辑学Ⅱ》（原题：Wissenschaft der logik II），载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著作集》（原题：Werke），全20卷，第6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971）：《哲学史讲演录Ⅲ》（原题：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II），载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著作集》（原题：Werke），全20卷，第20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

弗里茨·考夫曼（1940）：《斯宾诺莎体系作为表现理论》（原题：Spinoza’s System as Theory of Expression），《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原刊名：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第1卷第1期，第83—97页。

弗雷德里克·洛尔东（2010）：《资本主义、欲望与奴役：马克思与斯宾诺莎》（原题：Capitalisme, désir et servitude: Marx et Spinoza），巴黎：制造工坊出版社。

皮埃尔·马舍雷（1988）：《在斯宾诺莎中思考》（原题：Penser dans Spinoza），《文学杂志》（原刊名：Magazine Littéraire）第257期，第40—43页。

卡尔·马克思（1962b）：《神圣家族》（原题：Die heilige Familie），载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作集》（原题：Werke），全43卷，第2卷，柏林：狄茨出版社。

卡尔·马克思（1974b）：《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原题：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载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作集》（原题：Werke），全43卷，柏林：狄茨出版社。

安东尼奥·奈格里（1981）：《野蛮的异常：论巴鲁赫·斯宾诺莎的权力与力量》（原题：L’anomalia selvaggia. Saggio su potere e potenza in Baruch Spinoza），米兰：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1971）：《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原题：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伦敦：新左翼书社。

巴鲁赫·斯宾诺莎（1925a）：《伦理学：按几何学次序证明》（原题：Ethica. 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载巴鲁赫·斯宾诺莎《著作集》（原题：Opera），全4卷，第2卷，第41—308页，海德堡：卡尔·温特大学书店出版社。

巴鲁赫·斯宾诺莎（1925b）：《知性改进论》（原题：Tractatus de intellectus emendatione），载巴鲁赫·斯宾诺莎《著作集》（原题：Opera），全4卷，第2卷，第1—40页，海德堡：卡尔·温特大学书店出版社。

雅各布·施特恩（1897）：《经济唯物主义与自然哲学唯物主义》（原题：Der ökonomische und der naturphilosophische Materialismus），《新时代》（原刊名：Die Neue Zeit）第36期，第301—304页。

詹姆斯·哈钦森·斯特林（1865）：《黑格尔的秘密：黑格尔体系的起源、原则、形式与内容》（原题：The Secret of Hegel: Being the Hegelian System in Origin, Principle, Form, and Matter）第1卷，伦敦：朗文出版社。

注释

1. 本文得到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第17-03-00160a号项目资助。 ↩

2. “Die metaphysisch travestierte Natur in der Trennung vom Menschen”（马克思，1962b：147）。 ↩

3. 详见迈丹斯基（2012）。 ↩

4. 斯宾诺莎极其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一要求：“我们的一切观念都必须始终从物理事物或现实存在者推导出来，尽可能沿着原因系列从一个现实存在者前进到另一个现实存在者；而且我们不能转向抽象和共相，也就是不能从它们推论任何现实的东西，也不能从任何现实的东西推论它们”（斯宾诺莎，1925b：36）。 ↩

5. “……历史把〔斯宾诺莎〕埋葬在浓重的黑暗中。只是由于马克思——尽管马克思并不熟悉他（qui pourtant le connaissait mal）——我们才刚刚开始隐约看出他那张被践踏的面孔的轮廓（les traits de ce visage piétiné）”（阿尔都塞，1969：63）。 ↩

6. 摘自莫斯科大学系主任弗·谢·莫洛德佐夫那场传奇演说的速记稿：“科罗维科夫和伊里因科夫同志的提纲把我们拖进思维领域。（全场笑声。）”“别怕，您是拖不进那里去的！”有人从听众席喊道（伊里因科夫和科罗维科夫，2016a：59）。 ↩

7. “因此，应当把逻辑学理解为纯粹理性的体系，理解为纯粹思想的王国（das Reich des reinen Gedankens）”（黑格尔，1970：103）。恩格斯借用这句话来描述“实证科学”把哲学逐出自然界和历史之后，哲学还剩下什么。研究思维规律——形式逻辑和辩证方法——就是哲学家还能有益于事业的全部工作。恩格斯认为，其余一切“哲学家当”对科学认识现实都已毫无用处（恩格斯，1961c：316）。 ↩

8. 见伊里因科夫（1960）。这是1956年手稿经过改写和大幅删节的版本；手稿直到20世纪末才出版，见伊里因科夫（1997a）。 ↩

9. 该书第二版于作者去世后出版，题为《逻辑作为历史科学》（德拉·沃尔佩，1969）。 ↩

10. 伊里因科夫经常引用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这一公式（列宁，1973：90）。 ↩

11. “这场革命尽管是德国人当时敢于发动的唯一革命，却仍结出了不亚于拿破仑全部胜利、对‘人类完善’同样珍贵的果实”（伊里因科夫，1962a：124）。 ↩

12. 见伊里因科夫（1997c：237）。 ↩

13. 按照斯特林的说法，“黑格尔的秘密”是：“黑格尔[…]把康德那里隐含的那个具体普遍物明确表达了出来”（斯特林，1865：XI；原文着重）。 ↩

14. “...E, infine, risolvere la filosofia tutta in una pura filosofia dello spirito (o logica-metafisica, che si fosse poi voluto intitolarla)”（克罗齐，1907：195）。 ↩

15. 见伊里因科夫和科罗维科夫（2016a），另见我的书评；其中依据泰·伊·奥伊泽尔曼的回忆，对这些事件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迈丹斯基，2016）。 ↩

16. 见伊里因科夫和科罗维科夫（2016b）。 ↩

17. “Die Totalität von mannigfaltigen Bestimmtheiten”（黑格尔，1969：308）。 ↩

18. “...Das Denken sich auf den Standpunkt des Spinozismus gestellt haben muß; das ist der wesentliche Anfang alles Philosophierens. Wenn man anfängt zu philosophieren, so muss man zuerst Spinozist sein”（黑格尔，1971：165）。 ↩

19. “Origo Naturae […] nec abstracte sive universaliter concipi possit”（斯宾诺莎，1925b：29）。 ↩

20. 生物学中的“基因表达”一词，描述遗传信息在蛋白质或RNA分子中得到实现的形态发生过程。简单说来，就是依照记录于初始细胞中的遗传程序构造活的身体的过程。 ↩

21. 见考夫曼（1940）；德勒兹（2014）。 ↩

22. 伊里因科夫曾在1956年和1972年发表这篇短文的两个差别很大的译本。人们还在他的档案中发现另外两个未出版译本。 ↩

23. “Ordo et connexio idearum idem est ac ordo et connexio rerum”（斯宾诺莎，1925a：89）。 ↩

24. “Eorum naturae non modo diversae, sed etiam quodammodo contrariae agnoscantur”（笛卡尔，1904：13）；俄文版见笛卡尔（1994：13）（着重为我所加。——安·迈）。 ↩

25. 斯宾诺莎设定了“最简单物体”（corpora simplicissima）的存在，而笛卡尔认为物质可以无限分割。 ↩

26. 俄文版见阿尔都塞（2006：135）。该俄译本十分专业、准确，但时常忽略作者的斜体。因此，我们不得不参照原文。 ↩

27.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它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1960：773）。 ↩

28. “辩证法的特征和实质不是单纯的否定，不是无谓的否定，不是怀疑的否定、动摇、疑惑（无疑地，辩证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因素，并且这是它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这样，而是把否定作为联系的环节、发展的环节，保持肯定的东西……”（列宁，1973：207）。 ↩

29. “斯宾诺莎断言，被称为世界的东西根本不存在；它不过是上帝的某种形式，其本身就是无。世界没有真正的现实性，而斯宾诺莎把这个世界的全部内容都抛进了唯一同一的深渊”（黑格尔，1994：366）。 ↩

30. “La philosophie de Spinoza est une philosophie de l’affirmation pure”（德勒兹，1968：51）。 ↩

31. “Il pensiero spinoziano […] non conosce il negativo”（奈格里，1981：248）。 ↩

32. “Res, quae ad aliquid operandum determinata est, a Deo necessario sic fuit determinata”（斯宾诺莎，1925a：68）。 ↩

33. 参见迈丹斯基（2002，2009）。 ↩

34. 见瓦西里耶夫和瑙缅科（1977：64）。 ↩

35. “Also die Gesellschaft ist die vollendete Wesenseinheit des Menschen mit der Natur, die wahre Resurrektion der Natur, der durchgeführte Naturalismus des Menschen und der durchgeführte Humanismus der Natur”（马克思，1974b：538）。 ↩

36. 见伊里因科夫（1991b：46）。 ↩

37. 他们把“众多者”解释为由个体性、“奇异者”组成的全球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整合成一张全球性的、同时又彻底去中心化、按其本性而言民主的“生命政治网络”，安·奈格里和迈·哈特把未来共产主义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此。见哈特和奈格里（2006）。 ↩

38. “Le paradoxe temporel étant que si Marx est postérieur à Spinoza, ça n’en est pas moins Spinoza qui pourrait maintenant nous aider à compléter Marx”（洛尔东，2010：10）。 ↩

39. 皮埃尔·马舍雷论吉尔·德勒兹的文章标题（马舍雷，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