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社会理想

安·德·迈丹斯基

历史的鼹鼠不仅掘进缓慢，而且掘得异乎寻常地歪斜，动不动就从具体下降到抽象。对一只半瞎的鼹鼠还能有什么指望呢？有时人们仿佛看到了一条通向光明的笔直隧道，可每一次前方都是死路。埃·瓦·伊里因科夫恰好生活和思考于这样一个梦想未能实现的时代；为了在纷繁厚重的历史事务和事件中辨认出逻辑，他付出了不少心力。

1965年春，他收到圣母大学的邀请，参加“马克思与西方世界”研讨会。哲学研究所领导起初表示同意，伊里因科夫便热情地投入工作。可是读过手稿之后，哲学主管者宁愿让作者留在国内，借口是他“住院”了。不过，删节后的文本还是寄了出去，并以英文发表¹。

在这位哲学家看来，研讨会的主题表现为观念的东西问题的一种样态：人的生存条件的社会所有制理想与私有制理想彼此对立。伊里因科夫当然捍卫共产主义理想的优越性。同时，他表达了一个或许使自己失去美国之行的思想：伊里因科夫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所有制形式，只是对私有制在形式法律上的否定。他写道，这只是把私人所有的财富纯形式地变成“社会所有”²。

这一段以及随后几段解释上述思想的文字，根本不可能通过审查，因而被从报告中删掉了。所幸事情只以虚构的“住院”收场。

既然苏维埃国家的所有制只在纯法律意义上、只不过在形式上是“社会的”，那么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经济实践中，它实际上依然是私有的！伊里因科夫把主要所有者——国家——定义为“同组成它的每一个人相对立的非人格有机体”³。国家通过监管哲学界的官员现身，大概很难欢迎这种针对自己的判断……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私有制存在的两种不同样态，也是人与人彼此“异化”的两个变种。伊里因科夫曾同那些认为异化已随资产阶级的消灭而终止的“过分乐观的作家”激烈争论。只要私有制、市场和国家仍然存在，异化就会继续存在。

异化，就是人的活动产品和活动手段支配人的人格。异化的首要原因是劳动分工。劳动分工使劳动生产力成倍增长，同时产生了对特殊中介制度的需要，以便把彼此分离的劳动者连接成一个统一整体。管理人际交往过程的权力也就转移到这些中介者手中。国家规定人们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人们则变成国家的“公民”。至于市场的“无形之手”，人把衡量自己劳动产品价值的权利交给了它。

“不是人自己成为人的中介，而是由于存在这种异己的中介，人把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活动、自己同他人的关系看成独立于自己和他人的力量。这样一来，他的奴役达到了顶点。因为这个中介者对于它在我与之之间进行中介的东西，具有现实的权力……”⁴

人的活动在内部划分和分层得越深，国家和市场这类“集体性的替代品”支配个人的权力就越大。在今天，它们对人的人格的统治已经近乎全面。

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是人“重新占有、夺回”以资本形式同自己相对立的对象性本质（所有制）的过程；与其说它是令人向往的、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不如说它是把私有财产转化为每一个人的个人所有的过程本身⁵。共产主义运动的使命，是形成“丰富的个性，这种个性的生产和消费同样是全面的”⁶；说得简单些，就是形成和谐的人格：聪明、善良、健康、勤劳，并具有细腻的美感。

劳动分工恰恰相反，它把人变成行走的抽象物：他们唯一一种人的能力，是以牺牲其他一切能力为代价发展起来的。怎样才能扭转这一耗损人的人格的过程？众所周知，马克思看到了一种激进手段：世界革命以及随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将清除社会关系中的“中介者”——货币、国家和教会——以劳动者自治取而代之。

历史的鼹鼠照例无视“科学共产主义”之父的指示。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无一例外地导致国家极度膨胀，也就是说，劳动分工反而进一步加剧。从伊里因科夫口中说出的国家“消亡趋势”，听起来已经更像嘲讽，而不是善良愿望。

伊里因科夫把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归因于这样一种情况：马克思的构想不得不“在西方世界的边缘，也就是在物质技术发展和文化发展方面都最没有准备的国家”实行，“〔这〕给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实现过程染上了某种色彩。那些负面现象……并非来自共产主义思想。恰恰相反，它们是这些思想不得不加以改造并在其中实现的材料所作惰性抵抗的结果”⁷。

你好，黑格尔……理念在人类历史中寻求“实际实现”，克服社会物质的“惰性抵抗”。可惜，物质成功地把美好理想挤到了西方世界的边缘，挤进内战、群体恐怖、古拉格以及诸如此类“负面现象”的泥淖。然而，即使膝盖以下浸在鲜血中，世界共产主义理念仍继续同“私有制原则”作战。

这个故事同唯物主义历史观毫无关系。很难相信伊里因科夫这样的人会把这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套话当作纯粹的真理。不过，他在另一部著作中解释说，“现实需要——在社会有机体内部成熟的需要——总是以理念的形式表达自身”⁸。

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经济史中发挥作用的不是理念，而是需要，首先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实现的物质需要。唯心主义学者和无产阶级独裁者恰恰把人的这些需要看成“材料的惰性抵抗”，认为它妨碍自己“实际实现”革命理论。

首先应该理解，在“形式法律上废除”私有制的行动中表达自身的，究竟是哪一种需要。马克思得出结论：这是抽象的生理需要。私有制使人的需要“人为地简单化”，把它们归结为满足最简单的身体需要。“吃、喝、性行为等等，诚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同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分离开来，并把它们变成最终的、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它们就具有动物性。”⁹

抽象需要迫使无产者用自己的劳动力换取生活资料，所以，它才是无产者生命活动的真正主体。既然资本家是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人格化，那么无产者在同样程度上就是人格化的抽象需要，是抽象需要在经济上的“自为存在”。

无产阶级革命以同一种抽象需要的能量为食。在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这种需要能够通过以劳动力交换消费品，在经济上满足自己。在经济中得不到满足时——在落后国家和战争时期往往如此——抽象需要就会把过剩能量“升华”为群众的革命政治活动。无产阶级革命违背马克思的预言，只在“西方世界的边缘”取得胜利，这一事实完全合乎规律。饥饿和经济崩溃，是各类革命和专政的最佳“材料”。

无产阶级专政无非是抽象需要的专政，它压制人的人格的一切“本质力量”，或使其服从自身的原始目的。革命成功后，这种需要就成为交往关系的普遍尺度，依照自己的实用模式、按照无产者“贫乏”个性的尺度裁剪这些关系。以私有制形式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几乎立即耗尽。

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没有创造“全人类解放”的条件，反而吞噬了资产阶级社会为人的人格发展（哪怕是片面发展）所创造的许多可能性。革命消除了所有者相互之间的形式不平等，制造出人重新占有社会财富的假象。但它既无力创造以人的方式利用这种财富的能力——把其中蕴藏的活动能力“解除对象化”——也无力创造人对这种财富的需要。

马克思寄望于自己学说的理论优点，寄望于工人政党的集体理智能够驾驭挣脱束缚的抽象需要，这纯粹是唯心主义。同抽象需要粗重的物质能量相比，思想、意志和理念的“能量”根本微不足道。

这种需要在“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理念中获得了最直接、最完整的表达。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批判性概述，预见了革命所产生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其中某些细节准确得惊人。伊里因科夫用一句在辩证法上千锤百炼的公式表达了它的实质：

“这种自发的群众共产主义作为私有制运动的直接反题而产生，它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同一种私有制，只不过符号相反，带着否定号。它只是把私有制发展的一切内在趋势贯彻到底，表达到底。”¹⁰

这些话是对“现实社会主义”的诊断。私有制发展的内在形式不可能停留在纯粹理念之中，它注定要以某种方式取得历史现实性。

私有制产生平均共产主义，把它作为一种只在表面上敌视自己的活动形式。这种活动在实质上创造的却是普遍私有制。用马克思的话说，国家财产即“共同体资本”，是对一切人而言都异己的东西；它并非同某个社会阶级相对立，而是同每一个人相对立。

共产主义如今已不只在理论上充当观念的“放大镜”——伊里因科夫是这样认为的，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成为私有制关系的“概括和完成”。“相互作用的双方都被提升到了想象的普遍性层次：劳动被看作每一个人的使命，资本则被看作公认的普遍性和整个社会的力量。”¹¹

人们外在的经济差别（阶级不平等的形式）被扬弃了，但劳动与所有制的矛盾并没有消失；恰恰相反，它的两个环节都取得了抽象普遍性的形式：“劳动者”和“劳动的对象性条件的所有者”现在成了每一个人的规定。劳动与所有制的同一性原来是虚假的、停留在宣言上的。异化没有消除，只是改变形式，完全转移到单个人格内部。这是人的存在异化的极限形式、完成形式：人作为劳动者同作为所有者的自身相对立，却不会“占有”自己。

由于无产者没有能力支配社会财富和调节自己的社会关系，这些职能便完完全全转交国家机关。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社会中，国家对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作中介¹²；它名义上的首脑则仿佛坎帕内拉书中的形而上学家复活，获得近乎不受限制的权力。

抽象需要不再受到资本从外部的约束，它吞噬一切可能吞噬的东西，造成消费品的长期短缺。随着社会生产日益智力化，随着“高技术”劳动的发展，无产者阶级这一抽象需要的活实体也逐渐耗损。因此，这种所有制形式要么退化，要么在对自身最有利的情形下，同形式上的“反题”——资本主义——趋同。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是国家“消亡”论。为什么这种事情必定发生？马克思和伊里因科夫都没能指出任何一个现实原因，只有专政，也就是霸权阶级的政治意志。把意志当作历史过程的主体？你好，叔本华……劳动分工无法凭借意志的努力扬弃。只有当一切生产力都已发展完毕，劳动分工已经为它们提供了充分的发展余地，并且分工劳动已经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出物质条件时，劳动分工才会终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是“自然历史过程”的两个环节。

就第一个环节而言，很清楚，“分工劳动”经济的增长潜力到现在还远未耗尽。不久以前，它才成为全球经济：一些国家主要供应原料，另一些供应劳动力，还有一些则供应高技术和低技术外加金融。如今，变成经济上片面的“抽象物”的，已经不是个人，不是人的阶级，甚至不是国家，而是世界的整个区域。

第二个环节就没有那么清楚了。形成和谐人格究竟需要什么具体的物质条件？这种人格将在什么经济土壤中“自然历史地”生长出来？伊里因科夫忽略了这个问题。他热衷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格的教育技术，却没有写过一句话，说明这种人格怎样在分工劳动的现存社会中生存。他号召人人都“学会思考”¹³，而当时国家经济却苦于最不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当然，把“思考者”派去收获洋葱和土豆，并不是为了使他们全面发展。

现代技术需要大量专业范围狭窄的劳动者，对全面发展者的需求仍然相对很小。只有当生产技术发展到全面发展者的劳动比狭窄的专业人员即“专业人士”的劳动生产率高得多时，在此之前，一切共产主义经济实验和教育实践都注定要遭遇新的失败。

伊里因科夫清楚地看到，并以悲剧般的敏锐感受着共产主义理想同社会主义现实、同世界文明总的发展趋势之间的背离。同一个世纪以前的马克思一样，他觉得实际实现理想所需的经济条件和“形式法律”条件都已经具备，整个事业只被“惰性材料”阻碍。伊里因科夫所哀叹的正是这件事¹⁴。他不是那种会因青涩无花果不符合成熟理想，便急着烦恼并诅咒它的人（《马可福音》11:14）。看来，他把劳动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及其造成的异化视为违反自然的现象，视为某种历史病态。

过去半个世纪，生产力正是由于全球劳动分工而取得了巨大增长。这证明伊里因科夫的悲伤并无必要——如果他真的认为“人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自身的目的”¹⁵。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清楚地表明，私有制关系依然完全适合其生产力，给生产力以自我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和空间。就连危机也与其说拖慢经济，不如说鞭策经济进一步增长、加快改革。

毫无疑问，这些成就是靠人剥削人取得的——文明的一切伟大成就一般也都是如此。苏维埃“超级大国”及其世纪工程、热核武器和太空飞行，也不例外。那是一个借助国家“巨型机器”实行人的全面自我剥削的体系。它在历史的竞争赛跑中耗尽并损伤了自己的生产力，因而瓦解。那些更善于用双手和头脑劳动、把更大份额的资源用于发展自身生产力、创造更有效的劳动激励的人，正更快地走向“全人类解放”的终点。只要劳动分工和私有制还没有耗尽其经济效能，人类就不得不忍受它们以及它们固有的异化效应。

“异化”这个术语听起来骇人，但异化并不是无条件的恶。人与其他生物的区别，在于人能够使自己从自身生命活动中“脱离”，把这种活动的形式作为外在的活动对象置于自己面前，使之变成观念的“表—象”。伊里因科夫以天才的方式描述了活动形式转化为对象，以及人的活动扬弃对象形式的辩证法。同一个行动在人类历史的尺度上展开——绵延几千年，却只发生一次——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叫作“异化”。

“个人在创造自己的社会联系以前，不可能使这些联系服从自己”；而要创造这些联系，只能先把它们作为异己的、超人格的本质置于自己面前。为了“形成自己的全部关系”，人不得不“把这些关系作为不依赖于自己的力量和关系同自己对立起来”。因此，交换价值和商品“随着个人对自己和他人的普遍异化〔Entfremdung〕，也第一次创造出他的关系和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¹⁶。

异化劳动由此创造了扬弃劳动分工的条件。劳动分工的历史使命，是把创造性活动的各个组成部分同机械操作尽可能彻底地分离开来，把后者交给自动运行的机器和自然力。在这个意义上，劳动的分工是劳动解放绝对必要的条件。要使人的劳动摆脱压迫人格的例行活动——劳动因此曾被理解为上帝的惩罚、亚当的诅咒——就必须先在实践中把它划分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私人劳动和一般劳动。

只有活劳动领域的革命完成后，私有制才会让位于社会所有制；由于这场革命，只属于个人的创造性活动将留给人，单调、重复的操作则成为技术的事情。只要劳动技术不够完善，人仍被迫从事那些原则上物也能够完成的事情，活人的劳动就会继续受“物化劳动”即资本支配。人的人格也会遗憾地继续充当自己所创造的物的女仆。

幸运的是，活劳动，包括体力劳动，正变得越来越聪明，变成“实验科学”。聪明劳动的经济需要迫使劳动者变得聪明。人们学会运用理智的速度即使不像伊里因科夫梦想的那么快，却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意愿，无论他情愿与否，而是“自然历史地”进行。

随着劳动过程中抽象劳动力的耗费趋近无穷小，无产阶级也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驴皮一样收缩。抽象需要的能量也以同样程度减少。现在已经很明显，同马克思的信念相反，资产阶级经济完全有能力完成满足人的自然的、身体需要的任务。私有制产生了无产者阶级，也将杀死它。在劳动过程中取代无产者的，将是知识型劳动者；这种劳动者除了劳动力，还有个人计算机和肩上聪明的头脑作为“生产资料”。这种劳动者是人格化的“一般劳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得到扬弃：劳动过程的物质环节和观念环节融合在同一个“人”身上。

伊里因科夫的逻辑学著作对观念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作了具体而严格的理论区分。他的逻辑历史研究缺少这种区分。他把社会理想解释为历史的主体；即使附带说明人的物质需要通过这些理想的形式表达出来，也无济于事，因为伊里因科夫根本没有研究这些需要本身。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可能把某种需要的适当的、具体的表达，同它的抽象表达——乌托邦——区分开来。这两种表达都是理想，却具有完全不同程度的“观念性”。

究竟是哪一种具体的物质力量，应当迫使无产阶级国家把自己形式上共同的（实践中依旧是私有的）所有制转变为“每一个人的个人所有”？伊里因科夫同马克思一样，对此一言未发。这种沉默确有伯格曼式的力量与深度。它默默地呼喊着：世上根本没有这种物质需要。缺少这一“实体”，任何社会理想都只是一种形式抽象，也就是说，是乌托邦。

一般说来，究竟凭什么把社会财富转归国家所有这一政治法律行动，宣布为扬弃劳动分工过程必不可少的条件？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关系由此被颠倒了。在这里，不只是伊里因科夫，就连马克思本人也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

伊里因科夫曾尖锐而愤怒地批评亚当·沙夫，因为沙夫把共产主义运动同对政治精英的“道德影响”联系起来。然而，起义、夺取政权、专政以及其他政治法律行动，与“道德影响”属于同一个观念的东西范畴。政治、法律、道德——这一切都是“社会意识”的形式。唯物主义历史观断然禁止诉诸意识形式来解释社会存在中的质变。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更替，由政治法律行动决定的程度，同由道德劝诫决定的程度一样微乎其微。

真正的“历史火车头”是劳动，是生产人的物质生活和一切社会关系——包括精神关系，即道德关系和政治法律关系——的物质过程。忠于这一公理，正是唯物主义历史学家区别于各色唯心主义者之处，无论后者是“道德家”还是“政治学家”。

政治革命的理念，早在让·梅叶时代就是共产主义的亲生儿女。全面发展的人格理想则源自古代和文艺复兴。对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它是“阶级异己的”。马克思恰如其分地把原初的、历史上血统纯正的共产主义视为私有制的亲生骨肉。他打算使共产主义运动“人道化”，使其以“丰富的、全面的人，深刻感受和领悟一切的人”的理想为方向¹⁷。他必须证明，这种人格类型的出现正在成为一种经济必然，因为人这种“训练有素的自然力”所进行的抽象劳动，正被人已经成为“一切自然力的管理者”的一般劳动所取代¹⁸。

令人遗憾的是，埃·瓦·伊里因科夫避开了全面发展的人格理想的这一具体经济论证。一般劳动这个概念没有出现在他已知的著作中，包括在他身后出版的著作中。然而，这一概念本可以用唯物主义之光照亮美好理想降临人间的情势。

注释

1. Il’enkov E.V. From the Marxist-Leninist Point of View // Marx and the Western World (ed. by Nicholas Lobkowicz). Notre Dame – London, 1967, P. 391–407. ↩

2. 参见：Ильенков Э.В. Маркс и западный мир，载《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88年第10期，第105页。 ↩

3. 同上，第106页。 ↩

4. Маркс К. Заметки по поводу книги Джемса Милля，载《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66年第2期，第115页。马克思的这部手稿由埃·瓦·伊里因科夫、阿·彼·奥古尔佐夫和列·尼·帕日特诺夫翻译。 ↩

5. 参见：Маркс и западный мир，第109页。 ↩

6.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инения，第46卷第I册，第281页。 ↩

7. Маркс и западный мир，第101页。着重为我所加。——安·迈 ↩

8. Ильенков Э.В. Философия и культура，莫斯科，1991年，第200页。 ↩

9.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инения，第42卷，第91页。 ↩

10. Ильенков Э.В. Философия и культура，第161页。 ↩

11.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инения，第42卷，第115页。 ↩

12. 另一个非人格中介者——货币——从前也是这样做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发生了同一个辩证转变：活动的中介者必然变成活动的最终目的。“这个中介者成为现实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自身目的。”（同上，第18页。） ↩

13. 出自埃·瓦·伊里因科夫的书名 “Учитесь мыслить смолоду”（莫斯科，1997年）。遗憾的是，只有那些本来已经会思考、因而不需要鼓动的人，才能听到知识分子的这声心灵呐喊。 ↩

14. “不过，我仍有一种总体的、直觉的印象：一个腐朽的停滞时期正在来临……而且怎样也无法‘哲学地’看待这一切，也就是 sub specie aeternitatis。”——在“停滞时代”前夕的1968年，他在给尤·安·日丹诺夫的信中这样哀叹（《Э.В. Ильенков: личност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莫斯科，1999年，第258页）。 ↩

15. Ильенков Э.В. Искусство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деал，莫斯科，1984年，第217页。 ↩

16.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инения，第42卷第I册，第105页。 ↩

17. 同上，第42卷，第123页。 ↩

18. 同上，第46卷第II册，第1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