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消亡，狗、狗东西！”：埃·瓦·伊里因科夫论国家

埃·瓦·伊里因科夫论国家

安德烈·迈丹斯基

迈丹斯基，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别尔哥罗德国立大学教授，哲学博士。

关键词：国家；直接的社会自治；公民社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弗·伊·列宁；米·伊·巴枯宁。

我并不号召人们用图书馆取代国家——尽管这个念头曾多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约瑟夫·布罗茨基：《诺贝尔演讲》节选。

亚·瓦·苏沃洛夫在《实验哲学》中讲述了一段有趣的回忆。他读完《国家与革命》后问伊里因科夫：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没有像创始人计划的那样消亡，反而日益巩固和发展？“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弓着背，比平日更厉害，一言不发地听着，仿佛僵住了……我说到最后，实际上已经得出了必须再来一场革命的结论，既然‘国家没有外力帮助就不会消亡’，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便斩钉截铁地肯定道：‘不会消亡，狗、狗东西！’”

在“科学共产主义”之父的笔下，一切原本很简单：无产阶级一旦消灭资产阶级，国家就会由于完全无用而立即开始“消亡”。国家的管理职能将转交劳动群众，政治职能则会烟消云散。但那是以后的事，是在社会成为无阶级社会之后。最初，无产者还非常需要国家。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可以找到一个把“最先进国家”的经济全面国有化的方案：剥夺地产，把金融资本集中起来，由国家实行“独占”，最后一着则是“废除继承权”；这样一来，只需一代人的时间，一切工业、不动产和交通运输便会转为国家所有。

《宣言》的十条共产主义药方，无论哪一条都不难在从莫尔到傅立叶的各种乌托邦中找到。就连描述生产过程组织方式的术语“产业军”也取自傅立叶。“打倒继承权！”的口号则由圣西门主义者所倡导¹。

然而，傅立叶对此坚决反对。不仅如此，就连列宁和毛泽东也没有胆量实行《宣言》的某些建议。或许他们认为自己的人民还不够“先进”，不足以推行这样的改革。但他们对要旨的把握完全正确：国家的绝对垄断。全民国家一旦完成它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独立行动”——剥夺生产资料——便会成为多余之物，并“自行入睡”，弗·恩格斯如此预言。

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无法担当这一崇高使命。无产阶级革命后，应立即把它“打碎、摧毁、消灭、破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1917）中几乎每一页都像念咒一样重复这些词。无产阶级国家与以往一切国家不同，不应有职业官吏和军人的等级集团。列宁认为，巴黎公社就是这种正在消亡的国家的历史范例。在评论恩格斯所谓这个“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时，列宁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假如公社巩固了，那么国家痕迹就会在公社内自行‘消亡’，它用不着‘废除’国家机关；这些机关随着它们逐渐无事可做就会停止执行职能（着重为我所加。——安·迈）。”²

如今，只有最虔诚的列宁主义者才会同意这个“als ob”。众多已经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让人没有理由乐观。那场巴黎革命或许也会吞噬自己的儿女——公社社员。充满各种实验的20世纪，没有向世人展示过一个成功的直接的、非国家的人民政权实例。革命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拿着显微镜，在某个地方——例如“70年代米兰的工人街区”（安东尼奥·奈格里）——搜寻“绝对民主”。至于伊里因科夫，他对国家消亡的希望即使曾经有过，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也已经烟消云散。他在给日丹诺夫的信中满心想的，都是怎样划分市场与国家的权限，使二者相互调和。更准确地说，是怎样从市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毁灭性“融合”中拯救市场。用辩证逻辑的范畴来说，国家被刻画为一种原则，即“抽象的普遍物，换言之，虚假的普遍物”。而重新掌握国家权力的，则是“各种乌七八糟的东西；它们什么也没忘记，什么也没学会，只因挨过饿而变得更加凶恶、更加卑鄙”³。

在市场与国家的冲突中，伊里因科夫同情市场一方。这两种社会机器都代表“局部劳动”，但代表的方式截然相反。市场直接而诚实，国家则扭曲而虚伪，把自己冒充为具体的普遍物。伊里因科夫把两难选择表述如下：“是市场，还是它的两极对立面——披着普遍物外衣的局部性？是把自己幻想成直接普遍性的局部性，还是诚实地明白自己只是局部性、别无其他的局部性？”问题的提法本身就使答案昭然若揭。伊里因科夫号召恢复市场机器的权利，接受它与生俱来的种种畸形——劳动分工、剥削、人们彼此“异化”的效应、自发性、周期性危机，诸如此类：“让市场的规律在市场上占统治地位。连同它们的一切缺点。因为没有这些缺点，也就不会有优点。”⁴

伊里因科夫提出的两台非人机器的“相对合理的‘综合’”，同马克思和列宁梦想建立的巴黎式自治公社毫无共同之处。看来，伊里因科夫所参照的是瑞典或奥地利的社会制度模式：带有“人道面孔”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诚实的”市场所有制形式同“虚假的普遍”国家所有制形式的混合物。

对于设计这类（趋同）模式的理论家，列宁肆意使用市井“术语”加以嘲笑和斥责。他对待那些怀疑是否应立即以革命手段消灭市场和国家的昔日战友也同样如此。其中有“声名狼藉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叛徒”普列汉诺夫，有“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考茨基，还有许多不那么重要的人物。十月革命以前，列宁根本不愿听到任何关于“综合”市场与国家的说法。“打碎、摧毁、消灭、破坏”这两台人剥削人的机器——这就是列宁最初的纲领。资产阶级国家和市场必须立即消灭，无产阶级国家则会在粉碎剥削阶级的反抗后自行消亡。

国家消亡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误判，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无产阶级革命无一例外地导致国家极度膨胀，其中一个甚至成了“超级大国”。

革命就是这样，
震荡着各个阶级，
加剧国家权力：
每当
野蛮的群众叛乱地痉挛，
绞索的铁项圈
就更紧地勒住颈骨⁵。

马克思“使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⁶的梦想，以恰好相反的方式实现了。国家把自己的权限交给劳动群众这种意义上的国家消亡过程，始终没有开始。真有某种东西消亡的话，那就是“公民社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程中争取到的经济和政治自主活动形式。历届总书记也一个接一个地衰老、“消亡”。唯独国家这个利维坦——用霍布斯的话说，即 Deus mortalis（有死的上帝）——只是不断改变形态、发生变异，时而把部分权限让给市场，时而又收归自己。

国家的垂直轴和市场的水平轴，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形态坐标平面上的两根轴——x 轴和 y 轴。现实的社会主义也完全位于这个平面之内。社会发展的重心急剧移向垂直轴，结果就造成了伊里因科夫深感忧虑的“国家与市场的融合”。否认“社会主义阵营”诸国取得的不少成就是愚蠢的，但把这种经济落后（首先表现在劳动生产率上）、摧毁了人格许多“自由度”的社会制度宣布为一种新形态，则更加愚蠢。

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的假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属于两个不同的经济形态——建立在一种幻想之上；甚至今天，这种幻想仍支配着相当一部分左翼思想家的头脑：国家所有制不是私有制。或者至少，当无产阶级政党掌握国家领导权并消灭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后，它就不再是私有制。既然财产不属于私人，并且用于全体人民的利益，那么它就是全民所有制……

伊里因科夫竭尽所能地同这种实践上极其强大、理论上极其贫乏的幻想作斗争。他把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所有制形式称为对私有制的抽象的、形式法律的否定。而就其具体实质而言，所有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私有的。他论证道，国家垄断劳动条件不仅没有废除私有制，反而使它上升到了普遍性。青年马克思已经研究过这种“普遍的私有制”（das allgemeine Privateigentum）的本性。他把要求私有财产从私人手中转归国家的共产主义称为“粗陋的和未经思考的”。占有了社会财富的国家，就是“社会作为普遍资本家”⁷。国家不只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它本身就是普遍的、观念的资本家。而“粗陋的共产主义者”（卡贝、德萨米、魏特林等人）则打算把一切生产资料和其他社会财富都交给国家垄断所有……

这一行动中根本谈不上所有制的真正社会化。把所有制国有化，就是同社会建立普遍卖淫关系（das Verhältnis der universellen Prostitution mit der Gemeinschaft）⁸。国家在这里扮演皮条客的角色。它撮合劳动者同劳动的客观条件，以此获取收入。它像每一个资本家一样，为了金钱做拉皮条的勾当。青年马克思把这类共产主义看作“私有制卑鄙地企图把自己确立为肯定的共同体的表现形式”⁹。20世纪，这种卑鄙的企图在苏联及追随它的“社会主义阵营”诸国实现了。所有制的异化过程在这里完成了，变得绝对化：异化不再分布于社会各阶级之间，而是囊括整个社会。国家共产主义就是绝对资本主义。

人的阶级不平等消除后，劳动与所有制的矛盾非但没有得到扬弃，反而尖锐到了极点：现在，每一个人既是劳动者，又是劳动的对象性条件的所有者。异化从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平面转移到人格内部：劳动者作为所有者同自身相对立，就像商品同时处于相互排斥的两种价值形式——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之中。

在这一矛盾的压力下，社会主义社会分化为劳动者和管理者。后者在生产过程中扮演中介者的角色（就像在商品交换中，某些商品获得中介者即货币的职能一样）。而他们当中的某一个注定成为“普遍等价物”——代表整个社会作出决定和评价的领袖。由此，社会主义的领袖崇拜、政党崇拜同《资本论》第一章所描述的“商品拜物教”的相似之处格外醒目：社会关系受到神秘化并被颠倒过来，其中最典型的变化，是把中介者——不管是领袖、共产党还是货币——变成崇拜对象，变成尘世的神。这是个人崇拜、非人格崇拜和现金崇拜。

私人性的东西和抽象的普遍物披上集体的、具体社会的外衣——这就是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假晶现象¹⁰。国家按其本性就是私有制的制度，是私有制的超人格变种。国家是分工产生的亲生骨肉，始终处处都在妨碍、阻挠劳动和所有制的真正社会化。在资产阶级形态的一切社会中，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最大的私人所有者（同任何个人相比）。社会主义所做的，不过是把国家所有制变成垄断，并带来垄断特有的“腐朽趋势”，使公民社会蜕变为《动物庄园》。

只要分工（从而还有私有制，因为二者在本质上是一回事）仍为社会所必需，国家这个借助（管理领域的）专业人员把各类专业人员联系起来的中介制度，也会同社会共存。另一个与之竞争的中介是市场，即商品货币关系的自我调节制度。市场的无形之手和国家的有形之手各自把经济这床被子往自己一边拉。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形式，正是由这两只手的权力平衡决定的。资产阶级经济形态社会的全部色谱，分布在自由放任原则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原则这两个极端之间。

伊里因科夫把国家所有制视为“通向建立无国家社会的第一步（尽管必然只是第一步）”¹¹。物化的社会财富（资本）从“诚实私有的”个人和阶级手中转入非人格的、“虚假普遍的”机器的支配之下，究竟怎样能使人类更接近“自由王国”？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没有向我们解释这一点。从私有制的适当形式（用伊里因科夫的话说，即“诚实的”形式），走向它的不适当的、“虚假普遍的”形式，绝不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与其说这是上升，不如说是抽象的东西的退化，是私有制的历史倒退。

国家所有制（非人格的私有制）早得多就达到了历史成熟，在古埃及已经繁荣起来。“诚实的”个体私有制形式，则仅仅在五百年前才确立为占统治地位的形式。直到不久以前，私有制发展的历史向量一直是它的个体化，其顶点是劳动条件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产生。后者构成私有制发展的最高形式（马克思已经证明）。私有制再也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除非是退化。

马克思认为，资本作为生产力增长要素，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可能性，从推动力变成了“桎梏”。这一判断的错误在今天显而易见。在他的著名预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等等）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资本主义完成了一场宏伟的科技革命，创造出《资本论》的作者做梦也想不到的生产力。而且，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一切无产阶级革命加在一起，与之相比也不过是虚空的虚空——还远未结束。

计算机时代初露曙光时，就产生了用超级计算机取代国家机器的计划。异化机器不愿“自行”消亡？那就另造一台电子计算机器，把国家从计划到日常领导社会生活的一切职能都交给它。伊里因科夫和同事们嘲笑这种技术统治论的乌托邦：“有些人认为，整个问题只在于用会思考——会计划、会管理——的机器，用冰箱一样的箱子，直接取代现有国家机关；他们因此就站到了一种独特的控制论官僚主义幻觉和神话的立场上。他们以为，可以通过以数学和电子技术改进现有关系体系，也就是通过使现状永恒化，通过把国家机器现有的管理职能交给别的机器而不是民主组织起来的人类集体，来建成共产主义。”¹²

应当计划和调节人的相互关系的，不是机器，而是人，是现实的人格。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来说，这一公理无须证明。问题在于，为此需要什么？列宁回答：只需要学会。不仅要在课桌后“学习共产主义”，更要首先在实践中学习。人民群众必须直接地、不经中介地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¹³

列宁的教育设想失败了。斯大林主义只是事后证实了它的彻底破产。这不仅是因为惰性的群众不会或不愿学习，甚至也不是因为群众民主——早在柏拉图那里就已表明——不可避免地以蛊惑家（希腊语意为“人民的领袖”）的暴政告终。现代社会根本不可能像操作熨斗或自行车一样由人手动管理。有效管理需要越来越复杂的机器和技术。当然，也需要为它们服务的“机器操作员”。

伊里因科夫拒绝接受这一简单真理。他继续相信教育学的力量（尽管历史已经向他——不同于马克思和列宁——略微揭示了国家消亡问题的具体而技术上可行的解决办法）。伊里因科夫认为，教育科学应当依靠文化历史心理学的成就，培养出一批数量达到临界值的全面发展的人格；只有具备这样一批人，才能从机器（国家和市场）那里“重新占有、夺回”人的职能和我们的“对象性本质”（所有制）。20世纪60年代末，国家给“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打上粗重的叉号之后，这位哲学家便一头投入盲聋儿童扎戈尔斯克寄宿学校“同步加速器”上的教育实验。

在苏联经济苦于无产者短缺、知识分子过剩的时代，培养出大批富有创造性、全面发展的人格的尝试，可能成功吗？国家让工程师和医生去收获洋葱和土豆，并不是日子好过才这样做。诗人维索茨基用沙哑的嗓音嘲笑这种荒谬，歌声从每一扇窗户传来。与此同时，哲学家伊里因科夫却号召所有人一律“学会思考！”……教育乌托邦曾使不止一个聪明头脑失明；它利用人道主义理想的能量，因而比技术统治论乌托邦更强大、更危险。二者都同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毫无共同之处。

同一切观念的东西一样，人的人格只是社会存在、社会物质生活生产过程的反映。要培养自主活动的、全面发展的人格，就必须改变他们的物质存在条件，首先要改变人类劳动的性质。物化的、抽象劳动必须终止，从地球上永远消失。只要还存在“人在其中亲自做那些他本可迫使事物替自己、替人去做的事情的劳动”（马克思），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私有制、市场、国家等等）就会继续存在。在物化劳动的世界中，人们之间的共产主义关系原则上不可能存在。物化劳动决定了占有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的私人形式。

最先忽视马克思这一发现的，恰恰是马克思本人。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学说，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格格不入。任何独裁或公社都无力消除劳动的物化性质，因而也无力消除私有制、市场和国家。只有自动运行的机器才能胜任这项任务。机器一旦把物化劳动化为乌有，资本主义也会立即“自行入睡”，因为资本无非就是物化劳动。

一个半世纪以来，从马克思时代起，人们一直在谈论资本主义如何妨碍、束缚和延缓技术发展。与此同时，共产主义者自己却始终从事卢德主义——破坏市场和国家，建造古拉格和柏林墙，发明剥削无产阶级的新的非人形式，把原料、珠宝和艺术品卖给“资产者”。一个刚刚熬过毁灭性战争、近乎一贫如洗的国家，成功建成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率先进入太空，建立强大的教育体系和竞技体育，武装了一支第一流军队——可是……偏偏在那个本来能够稍稍打开“光明未来”大门的领域里无可挽回地落后了。计算机革命发生在资产阶级西方。

生产的全面计算机化究竟会怎样影响人？问题正在这里。市场和国家机器造成的旧奴役，会不会被一种新的奴役所取代——如果相信某些未来学家，它将是更加可怕的电子技术和机器人技术的枷锁？这种担忧源自一种错误观念，即“机器比人聪明”；伊里因科夫曾在一篇小册子中恰如其分地嘲笑这种观念¹⁴。计算机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完全没有任何人的品质，包括理性。它唯一能做的，就是数到一，把一排排0和1排列起来。但计算机不会像市场和国家那样，把我们这些人排列成行。另一方面，与市场和国家不同，数字机器极其容易、甚至可以说特别容易接受编程。它正是为此而造的。电子计算机的这些品质，使它成为取代国家和市场这些古老社会巨型机器的理想候选者。

伊里因科夫这样表述历史之谜：“问题在于把人已经失去的对机器世界的权力归还给人，把人变成整个现代机器生产的宏伟、精巧而强大的机制——这个完全由人创造的机制——聪明而强有力的主宰和主人，使人比机器更聪明、更强大（着重为我所加。——安·迈）。”¹⁵简而言之，为此就必须使机器比人更愚蠢、更弱小。这种机器应当完全没有创造力，只能按照由人写好的现成程序运行；同人相比，它的全部力量就在于它的弱小。然后不断完善、发展它的“强大的弱点”，直到电子计算机把市场和国家这些类人机器从社会存在中排挤出去。它不会像相扑力士推开对手那样从外部挤走它们，而是从内部渗透市场和国家——从头到脚把它们数字化。市场和国家只能在其无形权力结构二进制化、信息化和虚拟化的过程中消亡。数字像美杜莎一样，只消看一眼就杀死一切活物。数字化国家已经不再是国家，正如发动机里的马力已经不再是马。这个历史性的“消亡”过程不久前刚刚启动，就发生在我们眼前。

把全体居民都卷入国家事务，真能“杀死恶龙”吗？就算我们把理智“闭上眼睛”，假定每个厨娘都学会了管理国家……这台机器究竟可不可以驾驭？列宁相信可以，却没有拿出证据。列宁亲自掌权后，国家机器立刻碾碎了他的世界公社梦想。另一位布尔什维克亚·亚·波格丹诺夫打算借助“普遍组织科学”——组织形态学——科学地管理国家。20世纪60年代，“系统方法”的思想家继承了他的乌托邦尝试，其中包括伊里因科夫的密友彼·格·库兹涅佐夫。

共产主义者随心所欲、奉列宁之命驾驭市场和国家的尝试，总是以同样的结局收场：有时把国家的手脚轧断，有时则轧掉领袖们的脑袋。油门和刹车都有，可以让机器加速或减速，可是不管怎样努力，就是无法转向。那里没有方向盘，只有自动驾驶。反过来，这些机器却可以轻而易举地驾驭我们这些活人；它们在法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和国家安全机关中筛选并训练合适的“国家头脑”。只要国家机器还存在，人就注定只能做它的齿轮和螺丝钉，做机器的公民。唯一能够对抗国家机器的力量，是另一台机器——市场。

伊里因科夫确信，人面对人类劳动创造的机器体系无能为力，于是用他自己的话说，陷入了“疑病症”。这位哲学家建议回到“市场规律的统治，连同它们的一切缺点”，并不是出于对商品货币机器的喜爱，而是出于绝望：至少可以这样削弱国家机器对活生生的人格的绝对统治。

巨型机器之间的竞争是有益的。让广大群众参与管理社会事务则更有益。但这解决不了国家和市场的消亡问题，更不可能靠蛮力解决它。当然，任何机器都可以“打碎、摧毁、破坏”，市场和国家也不例外。1917年十月革命清楚地表明了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没过多久，新出现的卢德主义者便不得不匆匆忙忙、勉强用残存的碎片把破机器粘合起来。最后诞生了一个比旧制度的利维坦更加可怕的怪物，一个把人像臭虫一样不计其数地碾死的工业赛博格。

事实证明，无论在工业中还是在管理社会生活的领域，都不能简单地用人取代机器。人无法履行机器的职能，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全球规模的社会自治只有借助机器才有可能。问题只在于，其中哪种具体活动留给人，哪种可以而且应当交给“比人愚蠢的机器”。

破坏机器是卢德主义，也是野蛮行径，即便对象是市场和国家这种超人格的异化机器。任何机器都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人破坏机器，也就损害并扭曲了自身，损失了自己的一部分生产力。几千年来，国家和市场一直为人所必需；尽管它们有种种与生俱来的“缺点”，将来仍会带来许多益处。

“技术发展的利益是否自动同活人的发展相吻合？是还是不是？”伊里因科夫这样询问读者¹⁶。自动地——不是：同一台机器既可以治人，也可以伤人；既可以破坏，也可以建造；既可以把人高高举起，也可以把人重重摔在地上。从整体上说——是，因为人发展技术，也就是发展自身。技术造成的全球问题和风险，只能通过技术自身的发展来消除。当人创造出更完善的机器时，也只有到那时，不那么完善的机器才会因为完全无用而“自行消亡”。只有这样，通过完善技术，而不是任何其他方式，才可能“把整个国家机器送到它那时应有的真正位置：同纺车和青铜斧并列的古物博物馆”（恩格斯）¹⁷。

而人从机器那里夺回权力后，企图凭一己之力，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亲自履行机器的全部职能（列宁和马克思的“直接民主”），则不可能有好结果。结局还会像那个讲“人民宇宙火箭”的悲伤笑话一样：一百万中国人得了疝气，又有一百万人被碎片砸死。劳动分工的伟大历史作用在于，使一切人的东西同机器的东西分离，使创造性的活动同例行的、机械的、因而可以编程的活动分离。人把前者留给自己，把后者完完全全交给机器。人成为程序员。这就是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其他一切领域中的进步原则。

人必须像今天对待自动化工厂里的机器一样，对待市场和国家机器：把国家一切属于人的、编程的职能承担起来，把机械职能交给可编程的机器。（无须害怕“机器人叛乱”之类把数字机器拟人化的情节。这些机器的妙处恰恰在于，它们原则上连一个人的职能都无法履行，哪怕最简单的职能也不行。真正应当提防的是糟糕的程序员。）

只有这样，臭名昭著的“劳动异化”才会被消除：在这种异化中，抽象的、物化的、非创造性劳动落到劳动者身上，而具体劳动——生活生产的计划和管理——却交给市场和国家机器。异化只能通过发展技术而得到“扬弃”；人们要创造出新型机器——能够承担无产者的抽象劳动、又允许人对其编程的自动机——才能克服异化。借助这些机器，人们将能够像掌握外部自然过程那样，熟练而自由地计划和管理彼此之间的关系。

主要生产工具——计算机——越是个人化，社会劳动过程本身就越具有人格性质。与此同时，人同自己的劳动条件（从而也同劳动产品）的异化逐渐消失。个人计算机使每个人都可以绕开超人格的中介制度，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并使一切有关的人、使整个社会都能获得他的劳动产品。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公理是：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关系）必须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性质相适应。这样一来，“以……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着重为我所加。——安·迈）”¹⁸，只有在生产过程本身个体化之后，才会取代私有制。

个人计算机使社会劳动个体化，也由此为人类打开了梦寐以求的“自由王国”之门。而马克思视为新形态萌芽的“生产资料集中”，却只会导致所有制垄断化。集中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外壳”即劳动条件的私有制关系，显示出卓越的、近乎完美的相容性。马克思关于世界革命和国家消亡的救世主幻想，正是建立在这一误判之上。这些幻想并不会使马克思失去最伟大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的地位——他是“历史科学”中的哥白尼¹⁹。但仍然必须驱散这些幻想，因为世界上至今仍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靠它们生活和思考。

马克思的哥白尼式发现，是把劳动确立为世界历史的最初源泉。机器和技术则规定着各条轨道，不同形态的社会沿着这些轨道围绕“劳动的太阳”旋转。把人类送入共产主义轨道的，将是由驯服的自然力驱动、排除一切物化劳动的可编程机器。只要这种机器尚不存在，“世界共产主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只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

然而，即使是这种乌托邦共产主义的理想，也比理论上膜拜市场和国家机器这些偶像更好——更崇高、更高尚。自由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市场派”和“国家派”，是相互竞争的两个偶像崇拜教派。正是伊里因科夫使我们（至少使我本人）看清了这一点。市场和国家的利益，是剥削人的机器的利益；它们只同社会利益部分吻合，而社会最重要的利益，是发展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格。

上述论断也直接适用于本国的克里姆林宫；它把自己冒充为“具体的普遍物”，冒充为我们祖国本身。任何机器，包括克里姆林宫这台机器，都可以而且应当加以研究、修理和改进（或者用现在的话说，进行“改装”——使它不那么像装甲车），直到一台服从于人的机器被创造出来；借助这台机器，人将能够建立新社会——“没有货币、没有国家，因为二者是普遍性的‘异化’形象，取代真正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性的是自治组织”（埃·瓦·伊里因科夫）²⁰。

注释

1. “目前仅限于家庭范围内的继承权，应当转交给变成劳动者联合体的国家。”（《Изложение учения Сен-Симона》，莫斯科、列宁格勒，1947年，第244—245页。）在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米·巴枯宁将宣布，废除继承权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出发点。 ↩

2. 参见 В. И. Ленин：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еволюция. Учение марксизма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и задачи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в революции，载Он же：Полн. собр. соч.，第33卷，莫斯科，1969年，第66页。 ↩

3.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личност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莫斯科，1999年，第258页。 ↩

4. 同上，第260页。 ↩

5. 马·沃洛申《沿着该隐的道路》一诗中的诗句，伊里因科夫曾经引用。诗人把无产阶级称为“该隐兄弟会”。 ↩

6. К. Маркс：Критика Готской программы，载К. Маркс, Ф. Энгельс：Сочинения，第2版，第19卷，第26页。 ↩

7. “Die Gemeinschaft ist nur eine Gemeinschaft der Arbeit und die Gleichheit des Salairs, den das gemeinschaftliche Kapital, die Gemeinschaft als der allgemeine Kapitalist, auszahlt”（K. Marx, F. Engels. Ergänzugsband Schriften bis 1844. — K. Marx, F. Engels. Werke. Bd. 40. Berlin, 1968. S. 535）。在俄文版中，Gemeinschaft 被译为“村社”（德语为 Gemeinde）。显然，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那些足智多谋的先生们决定用这种办法淡化对他们自己的现实社会主义具有致命意味的评价，仿佛马克思指的是村社共产主义。除这一处外（参见 К. Маркс：Экономическ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1844 года，载К. Маркс, Ф. Энгельс：Сочинения，第42卷，第115页），在1844年手稿中，Gemeinschaft、gemeinschaftlich 再也没有被译作“村社、村社的”。 ↩

8. “正如女人从专属的婚姻转向普遍的卖淫一样，整个财富世界，即人的对象性本质，也从同私人所有者的专属婚姻，转向同整个社会的普遍卖淫。”（К. Маркс, Ф. Энгельс：Сочинений，第42卷，第114页。） ↩

9. 同上，第116页。 ↩

10. 参见 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Логи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Маркса: реформация формаций，载《Логос》，2011年第2期，第140页。 ↩

11. Э. В. Ильенков：Маркс и западный мир，载《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88年第10期，第107页。 ↩

12. А. С. Арсеньев,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В. В. Давыдов：Машина и человек, кибернетика и философия，载《Ленинская теория отражен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наука》，莫斯科，1966年，第280页。 ↩

13. В. И. Ленин：Ответ на запрос левых эсеров，载Он же：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第35卷，第57页。 ↩

14. 参见 Э. В. Ильенков：Тайна Черного Ящика，载《За советскую науку》，1964年第8期，第3—4页。小册子的扩充版收入《论偶像与理想》（参见 Э. В. Ильенков：Об идолах и идеалах，莫斯科，1968年）。 ↩

15. Э. В. Ильенков：Об идолах и идеалах，第36页。 ↩

16. Э. В. Ильенков：Почему мне это не нравится，载《Культура чувств》，莫斯科，1968年，第35页。 ↩

17. Ф. Энгельс：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семьи, част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载К. Маркс, Ф. Энгельс：Сочинения，第21卷，第173页。 ↩

18. 参见 К. Маркс：Капитал，载К. Маркс, Ф. Энгельс：Сочинения，第23卷，第773页。 ↩

19. 考虑到哥白尼本人也有不少神学幻想（把太阳视为“可见的上帝”等等），而开普勒和牛顿又使这些幻想大为增多，这样的类比完全恰当。 ↩

20. Э. В. Ильенков：Маркс и западный мир，第109页。 ↩